论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民众观(4)

辛亥革命网 2014-09-17 08:51 来源:《理论与现代化》 作者:陈振江 查看:

辛亥革命前十多年间,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酝酿、发动和日趋成熟的时期,也是旧式农民运动(民变)普遍高涨和开始接受资产阶级革命派的领导,追随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转变时期。

  三 孙中山与革命派民众观发展的新境界

  辛亥革命的失败极大地震动了以孙中山为代表的坚定的民主革命派。特别是五四运动前后,他们从屡次失败的痛苦中反思和总结经验教训,认真借鉴俄国革命的经验,并在共产党人的帮助下复兴、充实和发展其进步的民众观。它主要集中反映在孙中山的《在广州中国民党恳亲大会的演说》、《人民心力为革命成功的基础》、《党义战胜与。党员奋斗》、《宣传造成群力》、《在广州农民联欢会的演说》等著名演说和有关的著作中,并在其《遗嘱》中进一步强调“必须唤起民众”、“共同奋斗”的重要性,形成了以“人民心力为革命成功的基础”、“立国的根本”、“人民是民国的主人”等为核心的民众观,这种民众观推动着孙中山确立“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使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民众观达到新境界。这种民众观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的内容和特点:

  (一)人民心力是立国的根本,革命要取得彻底成功,必须唤起农工大众,革命党必须争得民心。得到民众的拥护。他深有体会地说:“人心就是立国的大根本。辛亥年满清之所以亡,是亡于他们失去了这个根本;民国之所以成,就是成于我们得到了这个根本。”(《孙中山选集》第527页,中华书局1981年版)孙中山曾以武昌起义为例证实这个结论的正确性。他说,武昌起义时,在武昌、汉口的革命党总共还不足三百人,真正的革命党人不过是几十人。当时他们所有的枪都没有子弹,他们临时仅弄到不过五十颗子弹,便向不下两万人的清军发起进攻,占领了武昌,“结果是成功”。(同上书第920—921页)武昌起义时期,革命党没派一兵一卒到其他省去,但不数月全国光复。这是为什么呢?就是因为革命得人心之故。

  因此,晚年的孙中山坚定不移地认为,革命党本身的力量来自人民大众。只有依靠人民群众革命才能成功。他说:“吾党从今以后,要以人民的心力为吾党的力量,要用人民心力奋斗”;以“人民心力做基础,为最足靠。”(同上书第539页)他的结论是:“得其心者得其民,得其民者得其国”(同上书第540页)。

  (二)学习俄国革命的经验,争取大多数人的拥护。孙中山看到俄国革命成功的经验备受鼓舞。他以敬佩的心情说,俄国革命的成功是共产党的成功,“共产党之所以成功,在其能合乎俄国大多数人心。所以俄国人民莫不赞成他,拥护他。”(同上)“吾等想革命成功,一定要学他。”(同上书第546页)孙中山在共产党人的帮助下,认识到依靠工农是革命成功的先决条件,因此,他旗帜鲜明地联合农工以争得中国大多数的民力与人心。为此,他破天荒地与农民开联欢会,发表演说,到农民运动讲习所讲演,并多次宣称:“农民是我们中国人民之中的最大多数,如果农民不参加革命,就是我们革命没有基础。国民党这次改组,要加入农民运动,就是要用农民来做基础。”(同上书第546页)

  孙中山还在共产党人的启发与帮助下总结出“得人心”和巩固革命基础的主要方法和途径有两个方面:

  第一,要建立一个勇于牺牲,为国效力,受人拥护的革命党,其党员应当是“人格高尚,行为正大。不可居心发财,想做大官;要立志牺牲,想做大事,使全国佩服,全国人都信仰。然后本党的基础才能够巩固”。(同上书第527页)这是孙中山针对国民党人在武昌起义后很快腐化变质的情况而得出的经验教训。当时,一些革命党人热衷于升官发财,而脱离了群众。一些革命党人高唱“革命军起,革命党消”的错误论调,极大地涣散了革命党的斗志,造成了严重的恶果。孙中山认为“后来革命党的失败,都是在这句话上面,这是我们大家不可不彻底觉悟的。”(同上书第483页)孙中山的晚年特别注重加强革命党的建设,他毅然决然地改组国民党,严格要求其党员要有饱满的革命热情和勇于牺牲的精神,并以此去争得人心。

  第二,始终不渝地坚持宣传教育。孙中山说:“宣传就是劝人。要劝世人都明白本党主义,都来倾向本党。”(同上书第528页)所谓“本党的主义”就是三民主义和五权宪法,要用它“改变不良的社会,感化人群”。“但是改造国家,还要根本上自人民的心理改造起,所以感化人群的奋斗更是重要。”(同上书第529—530页)孙中山总结武昌起义成功的原因,认为主要是革命党人有牺牲精神和“为主义去奋斗”的毅力,“并且把本党的主义宣传到全国人民,令全国人心都赞成革命,所以武昌起义一经发动,便全国响应。”(同上书第527页)但是,孙中山认为革命党人宣传得还不够。他曾指出,武昌起义前仅限于“人自为战”的宣传,那“既无组织,又无系统”的个人宣传,收效甚微。及至武昌起义以后,“则连人自为战的宣传,亦皆放弃而不敢做。人人皆以为革命已经成功,吾党停止奋斗。”(同上书第545—546页)他从这个失败的教训中更清醒地看到注重宣传教育,让民众人人了解革命党人的主义而“为主义去革命”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革命派从1903年提出“与下等社会为伍”,到孙中山晚年确立“以农民为基础”、以人民心力为“立国之本”、“人民是民国的主人”的思想和“扶助农工”政策,及其遗嘱里强调欲达到国民革命成功的目的,“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同上书第994页)的遗教,是革命派民众观的重大发展,是他40年革命实践经验的总结和理论上的高度升华,标志着革命派认识论的飞跃。这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有着不可低估的重要意义。但是,由于中国资产阶级自身的软弱、国民党的蜕变、孙中山过早的去世以及大资产阶级的叛变,而使孙中山发展、充实了的民众观得不到贯彻与实现。倒是由激进的民主革命派和早期的中国共产党人高高举起革命派的民众观这面鲜艳的旗帜,迈着雄健的步伐到民众中去,走与工农相结合这条艰苦而又光明的革命大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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