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民众观

　　辛亥革命前十多年间，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酝酿、发动和日趋成熟的时期，也是旧式农民运动（民变）普遍高涨和开始接受资产阶级革命派的领导，追随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转变时期。如果没有农民运动的蓬勃发展，就没有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高涨和革命时机的成熟；如果没有资产阶级革命派广泛地宣传民主革命思想和主张，没有革命派的主动争取联合民众、教育民众，旧式农民运动也不大可能在这个时期开始向民主革命的方向转变。这正是20世纪初中国国情和革命的一大特点。

　　诚然，资产阶级革命派确有轻视群众的顽症，但是当民主革命处在初起之时，一些有识之士能够从历次民众运动中看到希望和力量，醒悟到他们的事业需要民众的支持，他们走向社会下层寻求力量，进而形成进步的民众观则是顺理成章的。事实上，革命派从义和团失败后提出的“与下层社会为伍”的口号，到孙中山晚年提出的“人民心力是立国的根本”（“下层社会”系指秘密社会、劳动社会、军人社会。参见，《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一卷上册，第409页）的理论体系的确立，标明民主革命派的民众观的形成与发展有着清晰的历史轨迹及其丰富多彩的内容。它在理论上和实践上有着不可低估的积极意义，并在客观上教育和启导了一代革命知识分子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

　　所谓民众观，是指对民众的认识、看法和态度，以及由此而产生的理论、方针和政策。本文着重探讨革命派的民众观的形成与发展的历史轨迹。主要内容、实践状况，以及孙中山对它的充实与发展的新境界。

　　一 革命派的民众观的形成及其主要内容

　　20世纪初，革命派经过义和团运动和历次民变的洗礼，使他们清醒地看到下层民众力量的巨大威力，认识到民众是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支柱和希望。他们以极大的热情盛赞民众运动的力量和浩然正气，呼吁革命派走向下层社会，以寻求民众的支持，实行联合民众以打击帝国主义和清朝统治者。这种认识和舆论在革命派和正在向革命派转变中的改良派人士中日益流行。在这类主张和呼喊声中，以《开智录》刊载的《义和团有功于中国说》（1901年）、《游学译编》发表的《民族主义之教育》（1903年）、《新世纪》发表的《去矣，与会党为伍！》（1908年）等篇章的观点最为鲜明，阐述得最为透彻。此外，《中国白话报》发刊词、《做百姓的身份》、《国民意见书》，以及《民报》发表的数篇文章亦大都一语破的，论证深刻。就连改良派的《东方杂志》等报刊，也不乏这方面的宏论。归纳起来，他们提出并阐述的下列观点，构成了革命派民众观的主要内容：

　　（一）民众是中华民族的脊梁，义和团和民变等民众运动是中国民气的代表。《义和团有功于中国说》这篇时事评论性质的宏文高论，以犀利的笔锋、深邃的分析，全面阐述了这种观点。它高度赞扬义和团英勇抗击外国侵略者的壮举及其“视死如归”的献身精神和爱国精神。盛赞义和团“为中国种无算之强根，播国民独立之种子”；“虽未达其灭洋的目的，而亦开历史的辉光”；（《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1卷上册，第60页）“义和团此举，实为中国民气之代表。”（同上书第62页）革命派兴奋地看到民心可用，民族精神可以振刷，而信心百倍地呼吁：“有志者乘其机而导之以国民之义务，夺回自由之民权，扭转乾坤，开共和之善政，民权独立，扫专制之颓风。”（同上书第59—60页）可见，革命派从这时起便提出把旧式农民运动纳入资产阶级革命的轨道，以为资产阶级革命宗旨而奋斗。

　　此外，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容闳有许多言行与民主革命派相一致，备受孙中山称许。容闳在中外反动势力剿杀义和团之时，颇有感慨地称赞义和团运动为中国民气的代表，体现了中国人民誓死反抗外来侵略和争取民族生存的民族革命精神。容闳希望后来人能把旧式民众运动引导到正确的轨道上来。这说明，以义和团运动为代表的民众运动，给资产阶级革命派以极大的鼓舞和启导。这种认识观的必然结论是：“民心可用”，“民气之不馁，民心之可恃也。”（同上书第2卷下册，第1071页）1904年，《东方杂志》发表题为《论中国民气之可用》的专论，号召“上下一心，乘此未衰之民气，团结之，鼓舞之，因势而利导之，以守我疆土，强我种族也。”（同上书第1卷下册第939页）可见，他们都把“民气”看作是反帝、排满和中国复兴的希望。

　　（二）民众是中国民主革命的主力、一国之主人，或曰下等社会是革命事业之中坚。20世纪初普遍高涨的“民变”使革命派清醒地认识到平民群众或下等社会在革命中的地位和力量。《民族主义之教育》一文中说，中国经营革命事业者“必以下等社会为根据地，而以中等社会为运动场。是故下等社会者，革命事业之中坚也。”（同上书第1卷上册，第408—409页）《去矣，与会党为伍！》一文更深刻地阐述了这种观点，明确地指出：“革命主动，首推平民。此东西所共见”；“在今日论中国革命”，不论是政治革命，抑或社会之更新，“事之前躯，舍平民揭竿斩木之外，更无他道。”（同上书第3卷，第189页）显然它把民众的武装斗争（起义）视为革命与改革的动力。文章进一步鼓吹：“无政府革命，直以平民之力，挺击王庭，锄刈豪右兼并之家。既革之后，仍以平民之力，组织各尽其能各取其需之社会，不使有以人治人之法、以人役人之政。”（同上）显然这是鼓吹以平民之力量推翻清朝封建统治，而建立人人平等、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新社会。革命的激进派朱执信说：“中国革命运动之力，不出于豪右之族”，“而出于细民”。（《朱执信集》上册第189页）无政府主义者刘师培在《悲佃篇》中宣称：“然欲籍豪富之田，又必自农人革命始。”（《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2卷下册，第754页）《中国白话报》发表的《做百姓的身份》一文亦认为：“天下是我们百姓的天下，那些事体全是我们百姓的事体。”（同上书第1卷下册，第921页）很显然，这话是在启导人们认清：“百姓是天下的主人”而积极地承担起主人的责任。《中国白话报》发表的《国民意见书》认为，“若说起革命的英雄，头一个是陈涉，他也是种田出身的，第二个是刘邦。”而且明白地宣称：“天下只有穷人有革命的资格，其余都够不上。”（同上）《湖北学生界》发表的《学生之竞争》一文中，明确地提出：“下等社会为一国之主人。”（同上书第1卷上册，第453页）这些观点再清楚不过地说明资产阶级革命派的一部分有识之士，已经明白地承认民众是国家的主人、革命的中坚，因此主张联合民众、依靠民众，推翻清王朝，以实现民主与共和。

　　（三）革命派认为，民变四起实由封建剥削繁苛和外国侵略加深所引起；民变证明平民及其代表——会党，富有强固的团结力，会党之势力足以左右中国之社会。因此革命派应当到民众中去寻找力量，尤其应当联络会党。20世纪头10年间的民变多达三四百次，充分表现了中国人民不屈不挠的反抗精神。所谓“民变”是指人民大众自发的反抗运动。民变的形式多为“抗捐”、“闹教”、“抢米”等等。当时经常发生的“兵变”多因“噪饷”所引起，实为民变的一种特殊形式。正如时论所说：“兵亦民也，而兵变之原有一名曰噪饷，噪饷与抗捐同理。”（同上书第1卷下册，第947页）时论指出，所谓“抗”和“闹”是封建统治者对人民自发反抗斗争的蔑称，“皆文牍所加之恶名也”。（同上）清政府为筹措大赔款和举办新政的经费而肆意搜刮，贪官污吏和劣绅则乘机敲诈勒索；教会势力亦公然向民众讹诈和索赔，条条绞索把人民置于死地。《国风报》在《论莱阳民变事》中指出：“洎乎开办地方自治，地方绅士借口经费，肆意苛征，履亩重税，过于正供。间架有税，人头有税；甚至牛马皆有常捐，悉索敝赋，民不聊生，绅民相仇，积怨发愤，而乱事以起。官不恤民，袒助劣绅，苛敛不遂，淫刑以逞，而乱事以成。”（同上书第3卷，第653页）时人形象地指出：“官逼民变，绅逼民死。”（《辛亥革命》〈三〉第37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