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民众观(2)

　　所谓“闹教”，是民众自发的打击教会势力的活动，带有很大的盲动性和破坏性。但起因大多因为教会教民为恶地方，而封建官府一味袒教抑民所致。时论说：“今日之局，几几一教民即可代表一外国。”（《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1卷下册，第948页）常受教会欺压的民众“犹恶外力之伸张而思拒之”，愤而打击教会势力，当具有反侵略的性质。

　　资产阶级革命派经历抗捐、闹教和保路运动等斗争，深深同情民众的悲惨处境，敬佩民众的斗争勇气，并初步认识到中国人民处在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双重压迫之下，最可贵的是人民团结一致，英勇反抗。因而他们特别推崇会党的团结精神。正如时论所说：“我国民实立于两敌之间：外人挟政府以制我国民，政府复挟外人以制我国民。”（同上书第3卷下册，第106页）而且已看到在这双重重压之下，“中国平民之能力足以与有为者，则在乎其富于团结力”。（同上书第3卷，第189页）正是民众这种牢固的团结力而使“秘密会党之盛甲于全球各国。故曰会党者，中国平民之代表也。”（同上）并且深信“中国会党之力，实足为中国近史上之伟观”，“仍是足以左右中国之社会。”（同上）一些激进的革命党人为这种情况所鼓舞，他们早在1903年已兴奋地提出：“与秘密社会为伍”，“与劳动社会为伍”，“与军人社会为伍”（同上书第1卷上册，第409页）的响亮的革命口号，号召革命党人和青年学生“学习俄国虚无党”那样到社会底层去寻求革命的力量，“自学生与囚徒隶卒为伍而继之以农民为伍”，“继之以学生与军人为伍”。（同上）并“以军人社会、劳动社会与秘密社会相为援引，则自成不可拔之根据”。（同上书第1卷上册，第409页）1908年《新世纪》仿效俄国革命提出的“去矣，与人民为伍！”的口号，而发表“去矣，与会党为伍！”的专论，号召“革命同志”投身于会党之中，以“无政府共产”思想改良会党“易其简单之‘反清复明’，以自由联合之义，变其所谓正龙头副龙头阶级之制，彼辈亦必乐从。”（同上书第3卷，第191页）

　　以上述内容为主的革命派的民众观的提出和确立，开创了资产阶级革命的新局面。一部分革命志士义元反顾地走向下层社会，联络会党、宣传革命、唤起民众和策动新军，提出改造会党和旧式民众运动的方策，并积极地付诸行动，推动着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迅速高涨。

　　二 革命派向下等社会寻求力量的方策、道路与实践

　　革命派向下等社会寻求力量，不只是与它们（劳动社会、秘密社会和军人社会）简单的联合和利用，而是采取广泛地宣传教育以启迪民众的觉悟，联络会党举行武装起义，用新思想新方法教育民众、改造会党以“去旧注新”等多种途径和方法。但主要集中以下四个方面：

　　（一）广泛开展社会教育、爱国教育和革命教育，以启迪民智及其政治觉悟，团结民众合群之力。当时，倡言教育以启迪民族觉悟、振起国民之精神的言论颇多，其中以强调革命教育的《民族主义之教育》一文的论说最为深刻。此文说：“凡各国民族之鼓舞兴起于革命之事业者，未有不由教育之影响者也。”它鼓吹：“教育者，时代精神之导火线也；时代精神者，教育事业之聚光点也。故言教育而不言革命，则不足以发扬时代之精神；不足以发扬时代之精神者，不足以胎孕民族之事业。”（《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1卷上册，第408页）文章认为，革命教育的重点必在中等社会和下等社会。“两等社会之教育事业，不在家庭教育，不在学校教育，而在社会教育。”（同上书第409页）因此，言革命教育者，必须进行广泛的社会教育。但对中、下两等社会进行教育的方法应有区别：对中等社会教育之事有四个方面：1.集结革命团体，并使各团体互相配合；2．流通秘密之书报，以启发民智、提高民众的觉悟；3．组织公共之机关以综合各团体之势力；4．鼓舞进取之风尚。（同上）

　　对下等社会教育有三个方面：“一曰与秘密社会为伍，转移其旧思想而注入之以新思想，转移其旧手段而注入之以新手段；一曰与劳动社会为伍，改革其旧智识而注入之以新智识，变易其旧习惯而注入之以新习惯；三日与军人社会为伍，破坏其旧势力而耸动之以新势力，排斥其旧事功而歆羡之以新事功。”（同上）实现这三者的具体作法，一是结集通俗讲演之会场，以广泛宣传群众；二是印行通俗讲演的宣传品。但更直接的则是派学生和革命党人到下等社会去进行宣传教育。这样更容易收到感化、启导之实效。

　　激进的革命党人则鼓吹以刺客教育去联络和教育中、下等社会。并把刺客教育分成五期，依次进行：第一期，养成政治的思想。把粗浅的政治学编成白话教科书，教育全国中、下等社会。第二期，破除宗教迷信。把天赋人权、人类平等诸种学说用浅显易懂的白话，教育中、下等社会，使人人都有权利思想，而无所谓名分、无所谓尊卑。第三期，诱导历史的信仰。把历史上的刺客、女侠、女刺客的事迹编成一部刺客传，教中、下等社会之人去模仿。第四期，练习武健的体魄，以练就做刺客的硬功夫。第五期，增进科学的知识，以便掌握现代化的杀人武器作为行刺之利器。（同上书第3卷，第190—191页）而且他们鼓吹做刺客的好处：成功容易，名誉光荣，可保人类幸福，促进社会的进步等等。可见，这种刺客教育虽有鼓动和培养人们敢于反对封建专制的勇敢精神，但其主要基调则是耸动人们走向脱离群众的盲动暗杀的错误道路，最终要把民主革命引入失败的岐途。

　　（二）联络会党与新军，传播革命思想，并对会党进行力所能及的改造。如前所述，革命派把会党视为“中国平民之代表”和“左右中国社会”的力量，他们从民主革命酝酿阶段起就积极联络会党。他们看到会党在下层劳动群众中拥有雄厚的力量，并在清军中占有相当势力，因此，他们认为联合会党是走向下等社会和联合民众与新军的有效途径，“从会党下手，亦较最宜。因彼党已占军队之多数，以一传百，不恐其余者不随波而起。”（同上）

　　革命派联络会党的方式各种各样，大体以下列几种为常见：1．投身于会党之中，以建立统一的组织。早在1899年，兴中会的陈少白为联络会党而在香港加入三合会，后在长江流域参加哥老会。是年11月，兴中会、哥老会，三合会在香港举行大会，决定“组织兴汉会，推孙逸仙为首领”。（平山周《中国秘密社会史》第78页）光复会联络会党的工作做的更为深入、细致，所取得的成效也最为显著。陶成章不仅谋划成立了龙华会等联合组织，还深入金华、台州、处州、温州、绍兴各属进行调查，联络当地会党。徐锡麟亦率学生多人深入到诸暨、嵊县、义乌、东阳等地寻访会党首领、“得俊民数十，知中国可为也。”（《辛亥革命》〈三〉第178页）浙东会党在革命派的启发与帮助下联成一体。华兴会在湖南与哥老会联合成立同仇会，同盟会在湘赣与会党联合成立洪江会，以及同盟会会员在湖北与会党成立共进会等等，都是革命派与会党人物共同建立的统一组织，为革命集结了可观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