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民众观(3)

　　（三）以新思想新方法培训会党骨干。光复会在这方面做的最为出色。徐锡麟、陶成章遍招金华、处州、绍兴等地会党头目入大通学堂练习兵操，灌输革命思想。并制订规章，规定“凡本学堂卒业者，即受本学堂办事人之节制，成为光复会会友。”（同上书〈三〉第28页）湖北科学补习所积极联络会党，培训会党骨干，召集会党成员和知识分子先入补习所补习功课，然后送入新军任职，并在新军中发展革命力量。入所补习的人必须接受补习所的密约：“……诸君此次入伍，务学成健儿，待时机至，即起而革命，光复汉族，为一定宗旨。”（曹亚伯《武昌革命真史·序》上册，第3—4页）他们以此鼓舞勇气，团结力量。

　　（四）革命派冒风险深入农村发动农民群众，或联络会党、策动新军发动武装起义。有的革命党人“每值村镇演戏集会，虽远在数十百里外，辄徒步往，或杂人丛，或登台演讲”，（《辛亥革命回忆录》第3册第111页）宣传革命宗旨。在山东曹州地区，有的革命党人率领学生参加农民起义军打击土豪劣绅，把地主和地方官的粮食分给贫民。革命派更注重联络会党和新军举行起义。如兴中会会员联合会党发动的乙未广州起义（1895年）和广东惠州起义（1900年），华兴会与湖南同仇会发动起义（1904年）及萍浏澧起义（1906年），光复会与会党联合在浙江、安徽等地的起义等等。就连1911年的黄花岗起义也有会党成员参加。

　　（五）广泛发行革命书刊、报纸传布内地，以教育平民、争取会党。如光复会在浙东大量发行《革命军》、《猛回头》、《新湖南》以及《国民报》、《国民日日新闻》和《警钟日报》等报刊，“由是浙东之革命书籍遂以遍地，而革命之思想，亦遂普及于中下二社会矣”。从此，浙东由“闹教”而转变为“排满”革命。（《辛亥革命》〈三〉第25页）清朝统治者惊呼：“近来风气日坏，竟有士流败类与学界中之倡言革命者联合教乱，由是匪势盛。”（同上书第95页）可见，革命书报章的广为流传以及革命士流的积极努力，遂使民主革命的形势迅速高涨。

　　革命派的民众观的形成及其初步实践，广泛传播了民主革命思想，扩大了民主革命的基础，壮大了资产阶级革命的力量。事实证明，把中国农民劳动群众卷入革命愈迅速彻底，民主革命的力量就愈强大。从辛亥革命前10年间资产阶级革命派发动的历次武装起义、拒俄运动、抵制美货运动等群众运动，大都是以农民、手工业者等平民百姓（包括会党成员和部分军人）为基干力量。就连轰轰烈烈地收回路矿和利权运动的主力亦是农民和其他劳动群众。各地民众接连打击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各种斗争，广泛地动员了群众，积累了经验，为辛亥革命奠定了基础。武昌起义后，各地农民、手工业者等劳动群众纷起响应，奋起发动抗税、抗捐、竖旗起事、围攻县城等各种形式的斗争此起彼伏，“动至百起”，有力地打击了封建势力，扩大了辛亥革命的战果。正如列宁所说：“如果没有群众革命情绪的蓬勃高涨，中国民主派不可能推翻中国的旧制度，不可能争得共和制度。”（《列宁选集》第2卷426页）

　　革命派与下层民众为伍，投身于会党、新军，参与其民众运动，初步密切了他们与平民百姓的关系，有利于向农民大众灌输革命思想，并按照资产阶级革命的要求与手段启导民众和力所能及地改造会党，遂使旧式的农民运动增添了新思想、新手段，而开始向资产阶级民主运动转变，农民和手工业者等劳动群众开始转变为资产阶级革命的追随者。这一转变的明显表现是：拥有深厚农民群众基础的会党在一定程度上接受民主革命思想的影响，并与革命党人实行联合，接连发动武装起义。湘赣会党“自称为革命军”，“旗书革命军及洪福齐天等字样。”（《辛亥革命》〈二〉第492页）浙江党会自“癸卯（1903年）以后，受革命党人之运动，遂易排外宗旨而为排满宗旨。”（《辛亥革命》〈三〉第19页）四川会党成员加入同盟会者尤多，成为历次民众起义和同志军起义的骨干力量。在革命派的宣传教育下，使会党“知道革命大义的各码头都有”。（《辛亥革命四川回忆录》，《近代史资料》1958年第2期）武昌起义后，各地会党起义“风起云涌”，犹以南方诸省和陕西等地最活跃，或联合革命党人武装起义、夺取地方政权，或威逼旧官僚与立宪派宣布独立，并左右地方行政；或烧洋行、教堂；或惩治贪官污吏与劣绅……，有力地打击了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支援了武昌起义，促进了各省的光复，激发了民众的斗争热情，显示了民主革命的“主要支柱是农民”。可见，各地农民运动已明显地接受民主革命的影响，开始接受资产阶级领导，使之成为民主革命运动的主要组成部分。

　　但是，革命派的民众观及其实践存在着严重的局限性和难以克服的缺点：

　　第一，由于革命派的成分复杂和认识不一，加上组织上缺乏真正的统一，而使他们对待人民群众的态度不尽一致，或一时认识上一致而行动上不能持久统一。有的革命党人深入社会底层发动起义，有的则表面上承认民众的力量及其正义斗争，而实际上却惧怕民众自发的革命斗争，声称“自然的暴动，无益于国家，固亦吾人所深虑者也”（《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2卷上册，第466页）；而力主有“秩序的革命”（同上）。所以，当各地劳苦大众积极响应武昌起义而普遍开展轰轰烈烈的反封建斗争时，革命党人却惊慌失措，有的则站到了民众运动的对立面。随着武昌起义的胜利，革命派日益严重地脱离人民群众。武昌起义前，革命党人高举“去矣，与会党为伍！”的旗帜，积极借助会党的力量进行反对清王朝的革命；武昌起义后则处处防范和压制会党反封建斗争，各地新成立的军政府大都把会党视作“危害”地方的恶势力而加以镇压、打击。武昌军政府就曾派兵驱杀、捕捉活跃在武汉附近各州县的江湖会党势力，形成革命派与会党尖锐对立的局面，他们几乎把“与会党为伍”的旗号丢个净光。他们虽然把会党视为“平民的代表”，但对会党并不信任和依重，认为“各会党只可联合，不可依为心腹”，（《辛亥革命回忆录》〈一〉第508页）过分夸大了会党的消极面，而又缺乏必要的改造方法。他们日益严重地脱离了群众，嫌弃会党，而迷信于专恃兵力取胜，从而背离和扭曲了革命派的民众观。

　　第二，革命派高喊“与下层社会为伍”，但实际上只热衷于与会党首领结拜盟兄弟以增强其势力，对会党的下层群众却很少接触，更没有制订出有力的措施把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纲领贯彻到民众中去，以提高民众的政治觉悟。他们只是满足于形式上的联合和表面上的轰轰烈烈，致使会党群众和农民大众对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宗旨、纲领缺乏起码的常识，竟“不知民主共和为何事”（《辛亥革命》〈六〉第77页）！甚至“不知所谓恢复汉族为何事”（同上书，第138页）。同盟会虽然制订了“平均地权”的纲领，但革命派对它的认识很不一致，没有向下层社会认真宣传，更没有贯彻实行的准备和行动。他们没有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因此没有真正地把农民发动起来，致使革命派所拥有的群众基础并不稳定。与此相反，农村里的封建势力没有受到打击而原封不动地保存下来。孙中山晚年曾多次总结这方面的沉痛教训，而重新举起革命派的民众观，并把它充实、发展到新的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