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商业学校教育初探(6)

　　一部分人到商业学校任教。清末《奏定学堂章程》规定高等商业学堂毕业生除可经理公私商务及会计外，并可充任各商业学堂之管理员教员。1907年创办的湖北商业中学堂第一任校监杨汝梅系日本高等商科毕业，教员中亦有他的留日同学。民国时期设立的武昌商科大学的毕业生是湖北省甲种商业学校以及后来改名的湖北省高级商业职业学校教师的主要来源[13]（p7、18、26）。上海总商会所办商业补习夜校先后任教的教员中也有一部分人为受过商业专门教育者，如，高级广告学教员林振彬和商业管理教员刘树梅均系美国经济学硕士；簿记兼经济学教员李培恩系美国芝加哥大学商科硕士、纽门大学商业管理科硕士；英文兼速记簿记教员张毓良系南洋公学毕业、南京高等师范商科毕业[17]。

　　更多的是下海经商。这在商业学堂的培养目标中亦有明确的规定：初等商业学堂毕业生要能从事简易商业，并能以微少资本自营生计；中等商业学堂毕业生要能实际从事商业活动；高等商业学堂毕业生可经理公私商务及会计。民国时期学习商科的青年进入公司任职者颇不乏人，因为在学习过商业知识的新式商人所经营的企业里，大量招聘商校毕业生，以便推行新的管理模式。裕大华公司董事长黄师让先后就读上海高级英文商业学校和复旦大学商科，大学尚未毕业就提前离校到武昌楚兴公司任职。不少人在国外获得博士、硕士学位归来，就在商界任职。著名银行家中随便就可举出一大串留学生的名单[18]（p634）。

　　五

　　由于新式知识分子向商人流动和商人兴办教育并接受新式商业教育，在清末民国年间商人成分结构中，新式知识分子出身的商人比例有所提高，商人队伍整体知识结构大为改观。从总体上看，这些新式知识分子出身的商人与传统的经验型商人比较起来有很多不同。

　　首先，两者在观念上存在一些区别。传统经验型商人中除了少数干才外，大多数中小商人由于生活空间和知识结构所限，眼光短浅，往往为蝇头小利所动，缺乏远大目标和长远计划，时人诟病“华商不学无术，墨守成规”[5]（p729），并不为过。而新式学校出身的商人接受了近代商业知识和其他专业知识的教育，受到西方商业经营管理模式的影响，眼光和观念与传统商人有很大不同。他们摒弃封建主义的经营方针，学习西方，或改造旧式企业，或开设现代化的资本主义大企业，以追求事业上的成功和人生价值的实现，并通过实业来挽回利权，救国富民。

　　其次，在组织团体方面两者也有不同。传统经验型商人重视以家族、地域、业缘为纽带的商人组织会馆、公所，而新式学校出身的商人更重视向西方学习，建立商会、商学会或同业公会。在这些团体中，打破以往行会组织保守狭隘、限制竞争的行规，提倡公平的自由竞争法则，以法律手段解决行业纠纷。接受新式教育，用现代组织形式团结起来的新式商人，政治参与意识比传统商人强。传统经验型商人从做学徒起，耳濡目染的是如何赚钱，很少有把经商与救国联系起来考虑的。新式学校出身的商人了解国际国内大势，深知商战对国家、民族生存的重要意义，他们是实业救国思潮的宣传者和实践者。

　　其三，两者在经营思想和管理方法上有区别。传统经验型商人往往凭经验经商，其经营管理模式存在许多局限性，如经营方面的随意性、管理方面的封建性、信誉制度的原始性，特别是家店不分的小型商店，在经营管理上的无序，都与新式商业经营管理要求之间存在着较大差距，不能不影响这些企业在现代市场上的竞争力。

　　在地主官僚出身的商人所办企业里，封建官僚式的管理方法固然十分盛行，而即使是学徒或小贩出身的商人所办企业的经营管理制度也多带封建色彩，任人唯亲，信用“三爷”（少爷、姑爷、舅爷）和“本门徒弟”，重视师承关系；倚重工头对员工进行控制式管理，对学徒和员工甚至有超经济剥削；在财会制度方面，多采用老式记账法。学校出身的商人却不同，他们重视引进具有现代经营管理知识的新式学子；注意加强对员工的智力投资；取消工头制，实行技术管理；在财会制度方面采用新式簿记，推行会计制度。

由于新式学子不断地流向商人队伍，而商人又积极兴办新式教育，在中国近代史上出现了一种新型的商学关系。这种关系有人概括为：　　“工商界宜与学界联合，一则资本丰富，经验充足；一则学术完备，见高识远。协力共济，相得并彰。”[19]资本丰富，经验充足的商界与学术完备，见高识远的学界联合起来，协力共济，则可优势互补，实业界资助学校办学经费，解决教育发展缺乏资金的困难，学校则将自己培养的品学兼优的学生输送给工商界，满足工商企业对新型人才的需求。蔡元培深知商学结合的这种重要性，曾于1919年1月13日在北京发起成立了商学协进会，以联络商学两界，造成商业人才、发展商业为宗旨，时人称其“颇具远见卓识”，认为“以学者而能重视商业人才的培养，当推先生为嚆矢”[20]。这种新型的商学之间的良性互动关系，对商学两界都带来了好处：既提高了商业从业人员的文化素质，加快了中国商业近代化的步伐，又促进了近代新式教育特别是商业学校教育的发展，同时对社会经济生活和社会价值观都产生了深刻影响。

　　[参考文献]

　　[1]袁福洪.商业教育之理论与实施[M].台北：世界书局，1977.

　　[2]各商会商人应留意商业教育[J].全国商会联合会报，第3年（1916年）第9、10号合刊.

　　[3]吉尔伯特·罗兹曼.中国的现代化[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88.

　　[4]今日之实业教育[J].中国实业杂志，第7年（1916年）第9期.

　　[5]章开沅等.苏州商会档案丛编：第1辑[Z].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