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商业学校教育初探(2)

　　再次，它是与外国商战的需要。在中国商战屡屡失利的情况下，人们认识到商学不兴的危害性。“商战世界即学战世界”，成为人们的共识。商人们认为：西方商人皆从学堂积学而出，不独以通文义、算术、历史、舆地、制造见长，且能周知各国之情势，所见者广，所争者大；而中国商人力薄资微，智短虑浅，既无学问，而又坚僻拘墟。中外交易中，以无学识之人与有学识之人遇，其胜负可立决[5]（p30-31）。官员亦指出：“方今为商战之天下，各国以商战实皆以学战。每办一事必设一学，故商业学校尤为外洋振兴商务之基。宫保（按指袁世凯）讲求新政，志在百废俱兴；本督办等银号备员，亦有维持商务之责，将欲挽回天津市面，非开商智兴商学不可。而经费为艰，一时学堂尚难举办，则莫若选商家子弟之良者数人，前赴东洋入商业学校，以为储才之计。”[6]（p201）学生们则指出：中国天然之地位，为贸易最适当之中心点，其天然之物产，足以供地球数十国之取求，中国商业应该是非常之发达了。但是“问其内国贸易，则市镇萧条，倒闭相仍；问其外国贸易，则百遇百蹶，外人岁赢三千万以去。”考察其弊病，除了别的原因外，乃是因为我国人视商太易，以商为不学而能之事，学而不能为士，力而不能为农者，始置身中为商，结果“我商民阅历有余，而学问不足，经营虽工，而团结不紧”[7]。于是，学习西方国家，创办商业学校或派遣学生赴国外商业学校深造之举，遂于20世纪初年提到了议事日程。

　　二

　　晚清时代，在西方商潮的冲击下，重商思潮兴起，传统的义利观发生颠倒，从前官与商、士与商的界限在淡化，“商学”被列为“实学”得到提倡。“商学”有既相关联又相区别的两方面涵义：一是泛指有关商业的知识、学问，即商智，这通过译书、阅报、游历、经商实践等活动可以学到一部分；一是特指商业学校教育。不论是前者还是后者，在从前政府和士大夫是不闻不问的。现在商学既经列入实学，列入“采西学”的内容，便得到政府和士人的关注。在著名的“江楚会奏变法三折”中，张之洞、刘坤一提出了变通政治人才为先的主张，在文武学堂的具体建议中，有设专门农工商矿学的内容，这些专业的学生三年毕业后，要派赴有关行业作练习生，其中习商学者派赴南北繁盛口岸考验商务，或送入京师大学堂深造，或即授以官职，令其效用。20世纪初年开始创设的商会也把商学作为其活动的主要内容之一。于是许多地方的商会都办起了商业学堂或业余商业补习学校。

　　在清政府推行的维新新政中，教育改革是主要内容之一。1903年张百熙、荣庆、张之洞所拟《奏定学堂章程》（即癸卯学制）中的《学务纲要》揭示了当时教育改革的方针，内有要求各省速设实业学堂的条文，提出通商繁盛之区宜设商业学堂。同时颁布的《奏定实业学堂通则》规定实业学堂宗旨是“所以振兴农工商各项实业，为富国裕民之本计”。实业学堂分农业学堂、工业学堂、商业学堂和商船学堂四类以及实业教员讲习所。各类学堂又分初、中、高三等。初等商业学堂招收初等小学毕业生，以教授商业最浅近之知识艺能，使毕业后能从事于简易商业为宗旨，以无恒产人民皆能以微少资本自营生计为成效。中等商业学堂招收高等小学毕业生，以教授商业所必需之知识艺能，使将来实能从事商业为宗旨，以各地方人民至外县外省贸易者日多为成效。高等商业学堂招收普通中学毕业生，以施高等商业教育，使通知本国外国之商事商情，及关于商业之学术法律，将来可经理公私商务及会计，并可充各商业学堂之管理员教员为宗旨，以全国商业振兴、贸易繁盛、足增国力而杜漏卮为成效。

　　在高等教育方面，京师大学堂在1898年开办之初，仅分史学、地理、政治三堂。1903年的《奏定学堂章程》规定，大学堂内设分科大学堂（相当于今日之综合大学之学院），其中商科大学（相当于今日综合大学之商学院）分三门（相当于今日之学科或专业），即银行及保险学门、贸易及贩运学门、关税学门。商科大学要求设置商业实践所，使学生得实习商业。这是中国大学设商学院之始。另外，进仕馆11门科目中也有商政一门，二年级讲授商业理财学、商事规则，商法则放在法学课程中安排；三年级讲授外国贸易论、世界商业史。

　　民国初年，商业教育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在教育部公布的《大学令》中规定，大学设文、理、法、商、医、农、工等科，而以文理二科为主，仅有文科而无理科的学校要兼有法商二科才有资格名为“大学”。大学商科所设专业有所调整和增加，计有银行学门、保险学门、外国贸易学门、领事学门、关税仓库学门、交通学门等，科目也比清末有了更多的增加。大学以外又有商业专门学校（相当于今日之商业高等专科学校）。中等教育中则有包括商业学校在内的实业学校，以教授从事实业必须之知识技能为目的。商业学校又分甲乙两种，还可视地方情形酌设别科或专修科。1914年教育部通令各省民政长，凡未设立商业学校的地方，应分别推广设立。

　　到国民政府时期，规定高等教育机构分为大学、独立学院和专科学校三种，大学内分文、理、法、教育、农、工、商、医八个学院，同时设三个以上学院，且必须有一个学院为理学院或农、工、医学院之一，才能成为“大学”。不满三个学院者，只能成为独立学院。于是社会上出现了独立的商学院。1931年政府令各省大力兴办相应的高、初级农、工、商职业学校，以适应商业日益发达的形势。

　　以上仅是文件上规定的东西，但它反映了商业的发展对加强商业专门教育的要求，从而对改变“商而不士”的现状，提高商业专门教育的地位，培养商业专门人才均具有积极意义。

　　三

　　在上述政策导向下，各地开始办起了各类商业学堂（校）。清末民初，一般青年攻读法政者较多，进入商业学校还未受到重视，商业学校数量也并不多。以清末湖北地区商业学堂为例，其数量不会超过20所。现将已知的商业学堂列表如下。

　　据有关资料说，1909年全国有高、中、初等商业学校28所，湖北就占了4-5所，比例不算小，这是因为湖北属商务繁盛之地的缘故。

　　民国初年，经过辛亥革命战火后湖北省重建了湖北省甲种商业学校、湖北省第二商业学校、私立甲种农商学校，宜昌、嘉鱼、南漳等府则开办了乙种商业学校。根据癸卯学制创办了国立武昌商业专门学校，1923年又根据壬戊学制的规定，改名为国立武昌商科大学，并附设有高等商业职业学校。1929年私立中华大学根据国民政府的《大学组织法》改设文、理、商三学院。中等商业学校就更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