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商业学校教育初探(4)
辛亥革命网 2011-04-26 00:00 来源：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作者：严昌洪 查看：
商业学校虽然比不上法政的数量，但比外国语学校形势好些，起码能维持现状，不致大起大落。这个数字一直保持到1917年，该年商业专门学校仍是5所。
近代商人为了开通商智，培养商才，以适应商战需要也兴办各类商业学校，用苏州商人的话来说，就是“学堂也、讲习所也、陈列所也，皆为商界下新种子也”[5]（p31）。认识到“商战世界即学战世界”的苏州商会各业在1906-1907年里办起了三所学校，即纱缎业的初等实业学堂、经纬业的初级小学并附设补习班、梅里商会的梅里商业学堂。上海商会洋布业在清末办了三所学校，即振华堂补习学校、英文补习学校、振华义务学校。豆米业、商船业、烟膏业、染业、水木业等均办有各种实业学堂或补习学校。到民国后，商会办学更为积极，因为全国商会联合会大力提倡商会办学，在商联会第一次大会上提出了《拟请商会劝告各业多设商业学校案》等11件有关兴学的提案，要求各省商会设法筹款多派商家子弟出洋留学工商，学成归国，崇其学位，不入仕途。由政府和商界分途兴办工商学校，待工商教育逐渐普及后，各工商企业收用学徒先从学堂毕业生录用，各商会职员非由学堂毕业者不得选充[8]（p233）。
商会所办学校多为业余补习性质，如1917年中华全国商会联合会在北京开办了商业函授学校，以“灌输商业必需知识，造就商界实用人才”为宗旨；1922年上海总商会办了商业补习学校，以“利用公暇研究商业上应用之智识”为宗旨；30年代，经上海市教育局立案，上海市商会开办了商业职业学校、商业夜校；汉口总商会除办了一所初级商业职业学校外，还开办了不少商业补习学校，以适应在职人员的业余学习，计有机器米业补习学校、纱业补习学校、茶叶商人补习学校、棉业商人补习学校、国际贸易商人补习学校、粮食工人补习学校、煤炭业工人补习学校、理发业工人学校、汉口市商会商人补习学校和商人补习夜校等[9]（p98）。
以商人个人力量创办的商业学校也不在少数。1904年，汉口商界知名人士李正源等曾筹款创立了商务中等学校。还有的商人利用家族办学的传统方式，开办商业学校，或把子弟送往商业学校甚至送出国专攻商科，为家族商业培养人才。四川重庆聚兴仁商号掌柜杨文光不仅资送子侄赴日、美留学深造，专攻工商经济的经营管理知识，而且还开办了一所杨氏依仁学校，特设商业班，培养家族商业人才[10]（p423、446）。无锡荣氏家族企业于1919年创办了公益工商中学，培养了大批优秀的技术与管理人才充实企业，有不少人后来成为各厂的领导与部门骨干，号称“工商派”[11]（p56）。商人办学使中国培养商业人才的学徒制逐步向学校制过渡。新式企业里学校出身的员工比例逐年增加，上海银行通过自己办的实业学校培训的职员已占到职员总数的50%。
流风所及，连日本华人所办的大同学校也一度改名商业学校，其理由是商业与国家兴亡关系密切，内政外交亦以商业为基础：“曰内政，曰外交，其才悉此校是赖，商业云乎哉！商业云乎哉！”[12]（p45）南洋华侨更是紧跟国内教育改革的步伐，按照所颁布的学制，开办商业学校。
除了兴办各种商业学校外，派遣留学生出国学习商业也是培养商业人才的一条很重要的渠道。1899年清政府开始意识到派遣留学生不能没有学习农工商者，一道由军机处传达给总理衙门的谕旨称：“向来出洋学生学习水陆武备外，大抵专意语言文字，其余各种学问均未能涉及。即如农工商及矿务等项，泰西各国讲求有素，夙擅专长。中国风气未开，绝少精于各种学问之人。嗣后出洋学生，应如何分入各国农工商等学堂专门肄业，以备回华传授之处，著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详细妥订章程，奏明请旨办理”。总理衙门奉旨后立即拟订章程六条，要求出使大臣就现派出洋学生督令各肄专门之学；要求出使参赞随员已能粗通洋文者可分习农工商矿各堂学习；并采取对学成回国人员甄别优劣，分发委任，量予官职的鼓励政策[13]（p173-175）。受此政策鼓舞，清末留学生选学商科的人数有所增加。进入民国后，留学外国人数愈益增加，选择商业为主攻方向者也相应增多。据对1918年留美学生所学科目统计，选学商业者29人，商学10人，还有与商业有关的学科如银行学10人，等等。以后逐年有所增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