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商业学校教育初探(5)

　　四

　　商业学校学生来自以下几个方面：停科举以后寻找新的出路的士子。清末停止科举考试，阻断了旧式士人读书出仕之路，他们只得进入各类新式学堂就学，商业学堂是其选择的一条出路。商人子弟，为子承父业，培养善于经商的接班人，进入商业学堂就读成为开明商人的子弟的首选。有些商人自己出身穷苦，缺少文化，在经商的道路上屡受巅踬，于是就在自己努力补课的同时，教育子弟认真读书，成为有文化的新一代商人。四川古青记的老板古槐青由于不能说英语，受尽洋行买办的气，就把儿子古耕虞送到上海圣约翰大学学习英语和对外贸易、运输、保险、银行业务等方面的课程。后来古耕虞用所学知识把古青记改造成现代化企业[14]（p118）。商人本身也不是没有成为商业学校学生的可能。张之洞当年奏设工商学堂时，就有“召集绅商士人有志讲求商学者入堂学习”[13]（p156）的计划。民国时在商业业余补习学校中就读的则多是小店主、商业员工和学徒。在黄炎培等创办的中华职业学校所属的工商补习夜校和商会兴办的各种半夜学校里，学校附近公司、商店之从业人员均来校肄业。

　　商业学堂学生的知识结构已不可与从前的商业学徒甚至商人同日而语，他们不仅会打算盘、记流水账、写日用杂字，更懂得现代商业所需要的各种专门知识。商业学校的课程设置，主要是仿效日本商业学校开课标准。拿清末商业中等学堂来说，本科普通课程有：修身、算术、体操、中国文学等四门；实业课程有：商业地理、商业历史、外语、商业理财大意、商事法规、商业簿记、商品学、商事要项、商事实践等九门。当时日本商业学校专业课程有：商事要项、簿记学、商业文、商业算术、商业地理、商业史、商事法规、商业英语、速记术等。除了我国比日本少一门速记术，比日本多理财大意、商业实践外，其余完全相同[15]（p10）。再拿高等商业学堂本科科目为例，学生共学习18门课程：商业道德、商业文、商业算术、商业地理、商业历史、簿记、机器工学、商品学、理财学、财政学、统计学、民法、商法、交涉法、外国语、商业学、商业实践、体操等。这些课程也几乎是照搬当时日本商业学校所开课程。据周学熙1903年《东游日记》记载，日本高等商业学校本科也开设商业道德、商业文、商业算术、商业地理、商业历史、簿记、机械工学、商品学、经济学、财政学、统计学、民法、商法、国际法、外语、商业学、商业实践、体操[6]（p37）。可见中国商业学校受外国特别是日本影响之深。这些课程大多是从前的商人闻所未闻的，它给中国商人灌输了新鲜知识，为中国商业与国际接轨创造了条件。

　　同许多新生事物在草创阶段常常不够成熟、不够完备一样，初期的商业学校也存在着一些问题。一是学校小，大多为一两个班级，学生人数一般在100人以下，尚未形成规模。二是一窝蜂办学，许多地方并无办学条件，为迎合潮流也办起了商业学校。清政府和民国政府不得不多次重申“各就地方情形审择所宜”开办实业学堂，只有通商繁盛之区才宜设商业学堂。三是教材不足。清末学部为整顿各等实业学堂札各省提学司文指出，“实业各项学科，现在均无课本，势不得不择用东西各国课本，以应急需。而商事法则、商业地理等科，非就本国法规、地理酌量编辑，不能适用，是宜编本者也。现在编本译本成数甚少，应由教员详慎编译”。可见教材已成为制约商业学校发展的重要一环。四是师资缺乏。在没有商业学校以前，中国传统教育下的师资尚无法适应商业专门课程的教学，早期留学生不学商科，回国后也难以充任商业学校教师。因此一些学校要聘请外国教习，湖北商业学堂、奉天商业学堂和一部分实业学堂都聘有日籍教师；一些学校专业教师少而行政人员多。美国威斯康辛大学教授E.A.罗斯当年在中国看到，“在一所只有20名教师的高级商业学校里，行政官员却有10名，其中3名是挂名的”[16]（p302）。这里除了腐败问题外，师资不足是重要原因，一些教师根本不懂商品学、财政学、统计学。这种旧瓶装新酒的困难是过渡时期所难免。由于学生在校学不到经营商业必须的新式商业知识，出现商业学生不能在商界做事，实业学校成为“失业学校”的现象就不奇怪了。

　　这些商业学校的学生毕业后有几种流向：

　　少数人充任商务官员。张之洞、刘坤一在《筹议变通政治人才为先折》中建议商学生要派往商务局兼习实事，名曰“兼习学生”；毕业后派赴南北繁盛口岸考验商务，名曰“练习生”。通过考试取中者，除送入京师大学校外，即授以官职，令其效用[13]（p51-53）。民国时期政府的商务官员，更多系有高等教育学历的人，其中出身商业专业的人不少。外交官中的商务参赞亦需有商业专门学历者充任。还有的人充任政府机构的会计，如，30年代湖北高等商业学校的毕业生分配在四厅（民政、财政、建设、教育）八处（会计、统计、审计、田粮、储运、保安、秘书、合作）任财会职务，他们的业绩提高了商业学校学生的声誉，使后来该校毕业的学生甚至出省限而到各地及中央财、粮、金融、贸易部门工作[15]（p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