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史魂(5)
辛亥革命网 2011-05-03 00:00 来源：第37卷第1期 华中师范大学学报 作者：章开沅 查看：
值得注意的是，被船山贬之为“论史者之奖权谋堕信义”，而且“益鼓其狂澜而惑民倍烈”的李贽，倒是船山平情思反的同调。他不满于班氏父子讥刺司马迁“是非颇谬于圣人”，反驳说：“若必其是非尽合于圣人，则圣人既已有是非矣，尚何待于吾也？夫按圣人以为是非，则其所言者，乃圣人之言也，非吾心之言也。言不出于吾心，词非由于不可遏，则无味矣。有言者不必有德，又何贵于言也？此迁之史所以为继麟经而作，后有作者，终不可追也已。《春秋》者，夫子之史也，笔则笔，削则削，初未尝案古圣人以为是非也。”（《藏书》卷四十）而且他还认为“迁、固之悬绝，正在于此”。所谓此，就是前者具有旷古只眼的“独见”，而后者则不过是按古圣人以为是非的“文儒”。
类似的语言，我们可以在培根《新工具》一书中发现。作者在解释困惑人们心灵的“洞穴”等假象之后指出：“人们之所以在科学方面停顿不前，还由于他们像中了蛊术一样被崇古的观念，被哲学中所谓伟大人物的权威，和被普遍同意这三点所禁制住了。”他把出于先入为主的判断和凭依他人权威而形成的同意，斥之为“苟从与附合”；并且强调：“真正的同意乃是各种自由的判断通过恰当的考验而归于一致”。培根还尖锐地批评了16-17世纪英国的各级学校与各种学术团体：“在学校中、学园中、大学中，以及类似的为集中学人和培植学术而设的各种团体中，一切习惯、制度都是与科学的进步背道而驰的。在那里，讲演和实习都排定得如此严整，致使任何人都难在这常经以外去思想或揣想什么事物。若有一二人竟有勇气来使用一点判断的自由，那他们须是全由自己独任其事，不能得到有人相伴之益。而如果他们对此也能忍受下去，他们又会觉到自己的这种努力和气魄对于自己的前程却是不小的障碍。因为在这些地方，一般人的研究只是局限于也可说是禁锢于某些作家的著作，而任何人如对他们稍持异议，就会径直被指控为倡乱者和革新家。”（中译本，商务，1984）
不同国家、不同历史文化背景的三位思想家，在自主判断与学术自由方面的认识却如此契合，这除了都处于社会转型时期（从中世纪走向近代或前近代）以外，主要还是由于他们都具有高度的学术良知。用我的习惯语言来说，就是学者的独立人格与学科的独立品格。没有这个前提，就谈不上什么历史的公正。
求实存真是历史公正的基础，努力贴近并维护历史真实应是史学家的职业道德。因此，由于史学家不可能生活在真空，他所厕身于其中的社会有许多现实因素对其工作产生影响或干扰，诸如社会心态、文化趋向、意识形态、权势干预、金钱诱惑、人际关系等等，他们需要有极大的勇气与毅力才能维护史学的自主与尊严。在我国，史学与政治的关系至今仍然是比较敏感的话题。史学当然无从也不应脱离现实政治，但两者之间应是平等关系而非隶属关系。史学是在保持独立的前提下关注现实，其中也包括关注政治，而决不是供政治任意驱使的臣仆。在布洛赫这样优秀的历史学家的身上，我们可以看到历史公正与社会正义的完美结合，捍卫史学尊严与捍卫民族尊严在他的生命中融为一体。因此，法西斯的子弹只能结束其肉体的生命，却无从阻遏其精神与学术通往永恒。
参考文献
[1] [法]布洛赫：《历史学家的技艺》，中译本，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2] [英]培根：《新工具》，中译本，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
[3] 章学诚：《文史通义》。
[4] 王夫之：《宋论》。
作者：章开沅，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名誉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