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史魂(4)
辛亥革命网 2011-05-03 00:00 来源：第37卷第1期 华中师范大学学报 作者：章开沅 查看：
我也曾多次讲过一个故事。吴县沈寿是清末民初刺绣大师，但体弱多病，家庭处境亦不甚佳。南通张謇担心其艺失传，不仅借宅供她养病，而且亲自协助她整理出《绣谱》一书。沈寿死后，张謇挽联极为沉痛：“真美术专家，称寿于艺，寿不称于名，才士数奇，如是如是；亦学诗女弟，视余犹父，余得视犹子，夫人为恸，丧予丧予。”稍知张謇者都了解，此人不是庸俗的市井商贾，他不仅在实业与教育两方面都有很大的抱负与成就，而且对文学艺术也有较高的素养与执着的癖爱。他在南通女子师范学校设绣工科，随后又创办绣织局与女工传习所，目的都是推广与发展沈绣的技艺。他还在南通创办伶工学社与更俗剧场，聘请欧阳予倩主持戏剧改良，嗣后又在剧场建梅欧阁并刊印《梅欧阁诗录》，大力奖掖梅兰芳、欧阳予倩这样的年轻表演艺术家。所以，当时京沪两地许多著名演员或后起之秀，都以能得南通张四先生的品题与墨宝为殊荣。但是1986年某电视台为纪念张謇逝世60周年而制作的电视剧《杜鹃啼血》，却把张謇与沈寿的爱情作为此剧的主线，看后令人啼笑皆非。这可能是出于票房价值的考虑，但确实使稍知张謇者有“以今度古，以己度人”之感，仿佛男人与女人关系比较密切就必定会谈恋爱，而下海从商的大老板更必定会“包二奶”。
60年代初年，我曾就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问题，与《林则徐》故事片导演郑君里多次通信讨论。我认为历史学家应对文学艺术持宽容态度，在必然性与可能性的前提下，文艺作者应能拥有想象驰骋的广阔空间。但文艺家亦应尊重历史，应该充分研究当时当地的情、境、人、事，不可毫无根据地主观臆测。特别是对历史人物，应该尽量贴近其本来的性格、情操、心态，否则就不宜自称是历史剧。文艺家常常抱怨史学家在史实情节上的挑剔，这是由于他们不了解史学家的职业规范。布洛赫说得好：“历史是历史学家的暴君，它自觉或不自觉地严禁史学家了解任何它没有透露的东西。在文献上没有记载墨洛温王朝时期的物价，因此，我们永远无法列出当时的价格统计表。”史学家并非出于忌妒而是由于谨奉“暴君”的指令，严格得近乎苛刻地批评文艺家在史实描述方面的随心所欲。但是，文艺家也不必对史学家绝望，因为布洛赫在同一本书中又说过：“历史学所要掌握的正是人类，做不到这一点，充其量只是博学的把戏而已。优秀的史学家犹如神话中的巨人，他善于捕捉人类的踪迹，人，才是他追寻的目标。”在对人的执着追寻方面，史学家与文艺家是否也有灵犀相通之处呢？
作为历史学家，布洛赫希望自己的同行不要扮演法官角色，但我们过去却长期习惯于用法官的眼光看待历史上的人和事。所谓“三七开”或“四六开”之类的功过区分，往往成为盖棺论定的套语。
这种传统来自古代史学的正统观。王夫之曾把它总结为：“论人之衡有三：正邪也，是非也，功罪也。”划分正邪、是非、功罪的标准，当然是统治阶级的价值体系与道德规范。但船山不愧为颇具史识的大儒，他反对简单化的两极评判，强调历史本身的复杂性。指出：“正邪存乎人，是非存乎言，功罪存乎事；三者相因，而抑不必于相值。正者其言恒是而亦有非，邪者其言恒非而亦有是，故人不可以废言。是者有功而不必如其所期，非者无功而功固已施于世；人不可以废言，而顾可以废功乎？论者不平其情，于其人之不正也，凡言皆谓之非，凡功皆谓之罪。乃至身受其庇，天下席其安，后世无能易，犹且谪之曰：此邪人之以乱天下者。此之谓不思其反，以责小人，小人恶得而服之？已庇其身，天下后世以安之而莫能易，然且任一往之怒，效人之诃诮而诃诮之，小人之不服非无其理也，而又恶能抑之？”（《宋论》卷六）这番议论堪称至理名言，所谓“平其情”与“思其反”，都是史家应该特别注意的要领，否则便只能“效人之诃诮而诃诮之”，难以形成自己的真知灼见，自然也就无从寻求历史的公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