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后孙中山对政党体制的选择(5)

        宋案的发生使孙中山认清了袁世凯的本质，也认识到自己“轻信了元凶袁世凯，以至铸成大错。”[48]面对风云突变的时局，孙中山在发表《告全体国民促令袁氏辞职宣言》的同时，又致电参议院、众议院、国务院、各省都督，并通电袁世凯早日辞职，“以息战祸“，思考着”内外交迫之际……如何对风、如何对外之方策，”[49]时刻不忘“以担当中国改革发展为己任，虽石烂海枯，而此身尚存，此心不死。既不可以失败而灰心，亦不能以困难而缩步。精神贯注，猛力向前，应乎世界进步之潮流。”[50]查阅1913年宋教仁被刺前后孙中山所发表的信函、电稿，虽然难以找到他对于选择两党制主张的改变证明材料，但从后来他对政党体制的选择中，又可以说明宋案的发生是孙中山反思两党竞争的实践基础。应该说，这一点是毫无凝问的。

        其次，二次革命失败，是孙中山由两党竞争转为一党专政的关键。宋案的发生，使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长期奋斗的成果面临着被葬送的危险，作为中国几千年来政治近代化实现的标志的共和制度，随时可能被袁世凯所断送。在突发的事件面前，沉醉于议会选举胜利之中的国民党显得束手无策。是法律解决还是武力行事， 国民党内部观点不一主意不定。对袁世凯寄予希望有着幻想的孙中山在血淋淋的宋案面前警醒起来，重新举起革命的旗帜，于1913年7至8月间领导了武力讨袁的二次革命，但旋即失败。接着，袁世凯解散了国民党，取消了国民党议员及省议员资格，使得国会议员不足半数而无法开会，国会随之解体，政党政治为袁世凯所抛弃。

        二次革命失败后，孙中山总结出两条主要教训：一是“所以失败者，非袁氏兵力之强，实用党人心之涣。”[51]二是“党员皆独断独行，各为其是，无复统一，  ……吾党之败，无不归于涣散。”[52]党心涣散，令不能行，“追其失败之原因，乃吾党分子太杂，权利心太重，互相利用，互相倾轧，”[53]党人“不听我之号令”，鉴于此，孙中山提出“完全服从党魁之命令”，做到“事权统一”的设想，[54]主张重新“组织纯粹之革命党，以为再举之图。务期达到吾党之纯粹革命目的，即民权、民生主义是也。”[55]服从党魁，纯洁政党，依靠英美式的两党竞争体制恐难以做到。经过二次革命的实践，孙中山已从失败中感受到了对政党体制重新选择的必要。

        再次，中华革命党的建立，是孙中山一党专政思想的体现。从“同党人心之涣”中，孙中山反思着二次革命失败的教训，寻求着对策，采取对应措施：一是取消国民党，另组中华革命党，“淘汰伪革命党，以收完全统一之效。”[56]二是建立党魁独裁制，“以服从命令为唯一之要件。凡入党各员，必自问甘愿服从文一人，毫无疑虑而后可，”[57]并规定服从党魁命令，各具誓约，加盖指模。  三是强调以党治国，实行一党专政。《中华革命党总章》中规定：革命时期“一切军国庶政，悉归本党负完全责任；”[58]革命成功后，“非本党不得干涉政权，不得有选举权”，[59]这种政党体制充分表明孙中山已抛弃了英美式的政党模式，而以一党专政替两党竞争。随后，《在上海中国国民党本部会议的演说》中又提出要把“国事和党事分开来办”，治党用人治，治国以法治。因为“党用人治的长处很多，人治力量乃大。”也许孙中山对一党专政和将会带来的消极影响，从未认真地估计过，也认识不到人治的结果只会使中国返回到封建的皇权时代，自然那种“所以服从我，就是服从我所主张的革命；服从我的革命，自然应该服从我”[60]的思维，就成了孙中山的合理逻辑。 因此，重建政党，重选政党体制也就是必然的。

        此外，俄国革命的成功是孙中山选择一党制的催化剂。俄国1917年10月革命的胜利使世界历史发生了新的变化，对孙中山的政治思想产生了重大影响。从倾慕英美的两党竞争到师法苏俄的一党专政，并不是孙中山的一时心血来潮，  而是为巩固共和制度几经挫折后的一种希望寄托。孙中山曾在桂林对滇赣粤军的演说中和在广州国民党党务会议上，多次称赞俄国革命和俄国革命党：俄国新政府“以政治革命与社会革命同时并举。”[61]“俄国革命党能以一百英里之地，应十八面之敌，  三数年间，卒将内乱外患次第戡定者，因军队全属党人故也。”[62]革命过程中一次又一次的挫折，以及俄国革命的成功经验，越来越坚定了孙中山师法俄国选择一党制的决心：“我党今后之革命，非以俄为师，断无成就。”[63]仿效苏俄的革命党一党体制，“以党为掌握政权之中枢”，“芟除实行国民党主义之一切障碍”，[64]已成了孙中山的唯一选择。

        孙中山对政党体制的选择，经过了从两党制到一党制的变化过程。这种变化反映了中国人在追求光明与真理的道路上，充满了曲折与艰辛。这种变化给中国社会的发展也带来了深远的影响。

　　[参考文献]

　　[1]参见王业兴《孙中山对袁世凯的认识过程》，《学术界》，1988年第3期；《论孙中山让权袁世凯的原因》，《历史教学》，1989年第2期；《孙中山与中国近代化行政管理格局的形成》，《社会科学战线》，1990年第1期；《论孙中山对中国国情的认识》，《社会科学研究》，1991年第5期；《论孙中山的行政道德观》，《学术界》，1992年第2期；《孙中山对中国经济近代化发展模式的构想》，《历史档案》，1998年第1期：《20世纪初中西文化的交融与中国近代化的进展》，《史学月刊》，1993年第4期；《论民国初年中国金融业的近代化趋向》，《学术月刊》，1999年第9期等。

　　[2]杜亚泉《政党论》《东方杂志》，第78号。

　　[3]邵元冲《政党泛论》，《国民月刊》，1卷1号，1913年。

　　[4][29]周俊 汪丹《民国初年的动荡》，第14至30页，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年报10月版。

　　[5]洗心《论不党》，《独立周报》，第3期，1912年10月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