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后孙中山对政党体制的选择(4)

        1913年8月国民党成立时，也明确主张“一国政党之兴，只宜二大对立，不宜小群分立。”[29]甲党执政，乙党在野，轮流互易，发挥政党“提携国民以求进步”的作用，“以达巩固中华民国图谋民生幸福之目的”。[30]

        民国初年各种政治派别对于在中国实行两党制的共识，以及民初组党热潮中，各党派相互渗透，相互影响，频繁的分化组合，使众多的政党深化成进步党、国民党两大对峙的局面(见民初政党变化示意图)，[31]都对孙中山选择两党制的思想主张产生着影响， 孙中山得出这样的结论：“政府之进步，在两党之切磋，一党之专制，与君主之专制，其弊正复相等。”[32]因此，孙中山把选择两党制看作是巩固民主共和政体的必然。

        孙中山选择两党制的思想主张，与两党制所具有的特点也有关联。两党制的特点，首先是两党轮流执政。一个党在竞选中获胜，成为执政党后，通过政府的工作来实现政党的纲领和政策；另一个党在竞选中失败后作为在野党和反对党监督政府的各项工作，挑剔政府工作的缺陷与错误。这样执政党在执政过程中不仅要推行本党的纲领，还要考虑各方面的意见顾及各方面的利益，这就决定了两党制的民主程度要比一党制显著得多。孙中山坚信只有两党“互相更迭，互相监督，而后政治始有进步。”[33]其次是两党竞争中，一党获胜后就能掌握一切行政权，并向选民负责，兑现当初竞选时向选民作出的承诺。这样，执政党就能在行政机构中推行本党所制定的方针政策，使政府有效地体现本党的意向。从中也显现出两党制在行政效率等方面要优于多党制，而不会出现“从前之党与党，所持宗旨背道而驰，故相视若仇雠”[34]的局面。再次是两党体制下的一党竞选获胜后的单独执政，政府比较稳定，政策上的正确与错误，成功与失败，责任分明。在野党“若见在位之政党行为不合，可以指明出来，使人民咸知孰善孰恶，凭公理公意，彼此更换，使多数人所主张之一党组织内阁。”执政党为减少阻力，“逐日改革，则无积滞，无积滞即无变乱之祸患。”[35]

        辛亥革命后孙中山积极选择两党制的思想主张，反映出这位世纪伟人试图通过良好的政党体制，以三民主义为指导，使中华民国“可以巩固于千年万年，可保一致而不乱[36]”的良苦用心，反映出他追求“中华民国之政治可以立见发达，中华民国之基础可以日益巩固，中华民国之国势亦可以蒸蒸日上，凌欧驾美而上”[37]的强烈愿望。

        然而，孙中山及其革命党人有关政党体制的构想，与当权袁世凯的政治主张南辕北辙。这样，令众人大声喝采的两党制和轰轰烈烈的议会政治，尚在摇篮中就被扼杀。宋教仁的被刺、国会的解体、张勋的复辟、段祺瑞对约法的破坏等等，政治舞台上所发生的这一桩桩事件说明“从前革命党推翻满清，不过推倒了清朝的大皇帝。但大皇帝推倒之后，便生出了无数小皇帝，这些小皇帝仍旧专制，比较从前的大皇帝还要暴虐无道。故中国现在还不能像英国、美国以党治国。”[38]这是孙中山重新审视中国国情后得出的结论。如同伟大的思想家革命家鲁迅所讲的：“说起民元的事来，那时确是光明得多，当时我也在南京教育部，觉得中国将来很有希望，”但在经过民国成立的一段欢欣鼓舞之后，“是共和，是什么什么，招牌虽换，货色照旧，全不行的，”[39]“现在的中华民国也还是五代，是宋末，是明季。”[40]中国的国民性需要改造，中国的内部机制缺乏驱动力，缺少变革的因素。

        当英、美模式的政党政治遇到强大的阻力而遭扼杀之后，孙中山不得不从失败中寻找新的范式。俄国革命的成功使孙中山看到了新的希望。1921年孙中山首次与马林会晤时表示“赞成专政的思想，重视党的作用。”继后，代表孙中山与马林进行会谈的张继更明确表示“赞成中国实行一党专政。”[41]1921年3月6日孙中山在中国国民党本部特设驻粤办事处的演说中，对香港一家报纸所宣传“党人治粤”的说法予以肯定，并筹划看“将来广东全省为本党实行党义底试验场，民治主义底发源地。由广东推行到全国，长江、黄河都要为本党底主义所浸润。”[42]1923年10月10日在广州国民党党务会议上，孙中山分析了民国成立“十年来党务不能尽量发展”的原因，感慨“俄国革命六年，其成绩既如此伟大；  吾国革命十二年，成绩无甚可述，”明确主张“此后欲以党治国，应效法俄人。”[43]以党治国，效法俄人，就是列宁讲的“我们所依靠的就是一党专政，而且我们决不能离开这个基地。”[44]人们对一党制作过这样的解释：在一个国家中，存在着一个政党，或者虽然存在多个政党，但只有一党能够掌握政权。一党制有三种亚类型：一党独裁制、一党权威制、一党多元制。[45]一党制的突出特点是集权。

　　三、从倾慕两党竞争到赞成一党专政的原因

        由倾慕两党竞争到赞成一党专政，表明孙中山在政党体制选择上的思想转变。由两党制到一党制的选择，不是孙中山个人主观意志所产生的结果，而是当时国内外政治局势发展所使然。

        首先，宋案的发生是孙中山反思两党制的实践基础。当1913年2月国民党在多个政党参加的竞选中大获全胜(见主要政党竞选得票情况表)[46]后，国民党的领导人为此而兴奋不已。孙中山此时对两党制还信心十足，“本党今既得占优胜地位，第一应研究者，  即为政党内阁问题。  ……本党将来担任政治事业，  实行本党之党纲，其他之在野党，则处于监督地位。”[47]宋教仁更是踌躇满志，活动频繁，力图组成一个理想的政党内阁。然而，  1913年3月20日宋案发生后，孙中山等许多具有远见卓识的志士仁人所梦寐以求的两党竞争。蓦然间滑出了正常的轨道，而走上了畸形的发展之路。

　　主要政党竞选得票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