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向现代化的必由之路——纪念辛亥革命90周年(3)

　　资产阶级革命派没有明确地将反对帝国主义写进他们的政治纲领，这自然反映了他们的某种弱点。但我们丝毫也不应该怀疑，为了国家的富强和民族的振兴，他们有着争取民族独立、维护国家主权的强烈要求。关于这一点，孙中山在《香港兴中会章程》中，就对清朝政府的黑暗统治进行了有力的控诉：“政治不修，纲纪败坏。朝廷则鬻爵卖官，公行贿赂；官府则剥民刮地，暴过虎狼。盗贼横行，饥馑交集，哀鸿遍野，民不聊生。呜呼惨哉！”8（P21）在革命派后来的声势强劲的政治宣传中，揭露清朝封建君主专制政治制度的内容，占据了最重要的部分。特别是，他们强调这个独裁的、腐败的、野蛮的专制政权，扼杀了国家民族的生机，堵塞了经济上、政治上、军事上和文化上走向现代化的任何通道，因此，不推翻这个政府，仅仅靠舍本逐末的“新政”或补苴罅漏的“变法”是无济于事的。孙中山说：“不完全打倒目前极其腐败的统治而建立一个贤良政府，由道地的中国人来建立起纯洁的政治，那么，实现任何改进就完全不可能的。仅仅只是铁路，或是任何这类欧洲物质文明的应用品的输入，就会使得事情越来越坏，因为这就为勒索、诈骗、盗用公款开辟了新的方便的门路。”11也许孙中山所说的后半句话略显偏颇，但却不失为对当时社会生活的真实的写照，而前半句所表达的结论性意见却是千真万确的真理。吴樾则宣称：“吾国今日之行政、军事、教育、实业，一切国家社会之事，必经非常之改革始克有真进步，绝非补苴罅漏、半新半旧之变法，足以挽此呼吸间之危亡也。”12

　　事情就是这样。既然民族独立地位的丧失，国家主权的备受侵凌，把中华民族逼到了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既然封建专制政治的统治剥夺了人民生存和发展的权利，成为阻碍中国走向现代化的巨大障碍，志士仁人们便不得不把主要精力投入到争取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的斗争中去。我们应该十分重视生产力在社会发展中所起的最终决定作用。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一个社会如果经济不发展，民族的独立，国家的富强，文明的进步，人民的幸福，都是不可能实现的。一部中国近现代史就生动地说明了这一点。但是，我们也要充分肯定和重视精神对物质、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政治对经济的反作用，而决不能把生产力归根到底对社会发展起决定作用的原理简单化、绝对化、庸俗化。生产力不可能脱离社会环境和社会条件，孤立自在地运作和发展。没有良好的社会条件，没有适宜的客观环境，生产力的发展就会举步维艰，社会经济甚至会凋敝衰败。这一点，同样由一部中国近现代史做出了生动的证明。当某个时候政权成为经济发展和社会前进的严重障碍时，推翻这个反动政权就成为历史的要求，也正是在这种情况下，革命便成为历史发展的火车头。从现象上看，辛亥革命似乎只是或主要是一种政治行动，但资产阶级革命派却提醒人们，要从政治表象的背后看到经济的目标和推动力。孙中山说：“毫无疑义，最近时期中国的革命运动具有单纯的政治性质，而不是经济的性质。但是它将为我们未来的经济发展打下基础。”13当时，社会上有些人指责革命派只是热衷于破坏而无意于建设，对于这种指责，革命派反复说明，他们对于旧制度和旧秩序的破坏，正是为大规模的建设犁清地基，扫除障碍。邹容说：“欲大建设，必先破坏；欲大破坏，必先建设。此千古不易之定论。吾侪今日所行之革命，为建设而破坏之革命也。”14孙中山后来也曾对胡汉民说过：“建设是革命的唯一目的，如不存心建设，即不必破坏，更不必言革命。”15遗憾的是，将近一个世纪前革命派的谆谆表白，似乎并没有得到研究者的普遍认同，以致至今还有人认为辛亥革命是对生产力和经济发展的破坏，是对中国现代化进程的中断，它“耗尽了”“民族的生命能量”“带给中国很深的灾难”。这种看法显然是缺乏，起码的公平和公正。

　　辛亥革命时期的革命派是一群赤诚的爱国主义者。他们的炽烈的爱国情怀，在其慷慨悲歌的言论和壮怀激烈的行动中有着极为生动的体现。探究他们这种精神状态产生的原因，不应该从性格、心理等方面去寻找，而要从他们的社会生活、社会存在中得到合理的解释。撇开别的原因不说，从现代化的角度来观察，当中国现代化开始起步时，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已经完成了工业革命。中国新兴的资产阶级既不可能也没有力量能像西方资产阶级那样，通过开辟海外市场来攫取经济利益，实现经济发展。相反，他们面对的恰恰是殖民主义的穷凶极恶的侵略。殖民主义的到来，对中国社会产生了两方面的影响。一方面，列强为了自身的利益，总是要按照自己的面貌去改造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在这个过程中，也就不可避免地会向这些地区传播某些资本主义文明，并在客观上对这些地区的发展产生一定的积极影响。另一方面，列强侵入中国的目的，决不是要把封建的中国变成资本主义的中国，它们也决不允许中国真正走向现代化。从近代历史发展的全过程来看，资本—帝国主义勾结中国封建势力压抑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阻止和破坏中国社会的前进，却是由无数事实所证明了的历史本质真实。资产阶级革命派忧心忡忡地呼喊中国已到了“亡国灭种”的边缘，不是杞人忧天，更不是无病呻吟，而是上述历史过程的实际结果。本文开头我们曾经指出，中国的现代化是同反对民族压迫的斗争紧紧结合在一起的，根据也正是在这里。

　　辛亥革命时期的革命派是一群坚定的民主主义者。他们强调所从事的革命是同以往改朝换代的“英雄革命”完全不同的“国民革命”，目的是推翻封建帝制，建立民主共和国。孙中山指出：“中国数千年来都是君主专制政体，这种政体，不是平等自由的国民所堪受的”，革命要将“中国数千年来君主专制之治一扫空之”，新的“国家为人民之公产，凡人民之事，人民公理之”。16“民权主义”的提出，在当时具有振聋发聩的作用，它始终贯穿着对人民主权的追求，表达了革命派建立现代民主国家的信念和决心，成为中国人民民主化进程中的一个新的里程碑。革命派把反对封建、争取民主放在斗争的核心地位，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现代化的历史特点。在现代化的前史及初始阶段，中国的封建主义没有经受过类似西方国家启蒙运动那样的思想冲击，也没有受到出世颇晚的资产阶级反复的政治冲击，因此，虽然已经走到了历史的尽头，却依旧是“百足之虫，死而不僵”。殖民主义的侵入，自然会同封建主义产生一定的矛盾冲突，但列强为了维持和强化半殖民地的统治，就必须利用、勾结和支持中国的封建势力，维护封建专制制度，竭力保持封建剥削制度的根基即封建生产关系。就这样，封建主义窒息现代化生机的反动作用得到了进一步的强化，也就自然地成为革命派无法回避的首要斗争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