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向现代化的必由之路——纪念辛亥革命90周年(2)

　　第三，中国早期现代化的发展，为辛亥革命提供了物质基础和一定的物质保证。中国早期现代化的一个基础性的成果，就是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最初起步，以及在此基础上资本主义经济的产生和初步发展。正如吴承明先生指出的：“甲午至辛亥间，则是民间资本即通称民族资本历史上发展最快的时期，平均年增长率达15.1%。正是这种增长，成为辛亥革命的经济上的动力。”2（P13）由于资产阶级的相对弱小，他们直接投身于革命的人数不多，但当革命日益高涨时，他们还是对革命表现了颇高的热情。他们中的有些人捐款捐物，甚则毁家纾难，使得革命不断地获得财力物力的支持。在辛亥革命准备时期，革命派之所以能够一次次地发动武装起义，革命之所以能够迅速成为潮流，是与新兴资产阶级提供的物质帮助分不开的。

　　第四，腐朽的清政府所以成为众矢之的，推翻清政府的革命所以成为人心所向，根本上说来，正是封建君主专制主义的政治制度同社会现代化发展要求不可调和的矛盾激化的结果。鸦片战争后，中国迈出了现代化的最初步伐，随着闭关锁国的状态被打破，大批反映资本主义特征的生产制度、科学技术、思想文化、生活方式等涌入中国，使得人们耳目一新，激发了对现代化的进一步渴求。与此相比，腐朽的清政府虽然做出过某种姿态，骨子里却仍然麻木不仁，故步自封，在先进生产力发展要求面前，充分暴露了这个政权的衰败没落的本质。孙中山在揭露这个政权“涂饰人民之耳目，锢蔽人民之聪明”时说：“凡政治之书，多不得流览；报纸之行，尤悬为厉禁。是以除本国外，世界之大事若何，人民若何，均非其所知。国家之法律，非平民所能与闻。谈兵之书，不特为禁品之一，有研究者甚或不免于一死。至于新器之创造、新学之发明，人民以惕于死刑，罕敢从事。是故中国之人民，无一非被困于黑暗之中。”3对于这样的政权，人们“一旦闻革命军之旗鼓建于东南，人人攘臂，虽卧病者犹蹶然而起”，4也就毫不足怪了。

　　二、革命派清醒地认识到革命是为现代化创造必要的前提

鸦片战争后，中国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中华民族面临着两大历史任务：一个是求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一个是实现国家繁荣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由于反动统治势力不可能自动退出历史舞台，因此前一个任务只能通过革命的方式才能完成。而如果没有前一任务为后一任务扫清障碍，创造必要的前提，则后一任务的实现也就无从谈起。这就是一贯执著追求现代化的中国人民为什么不得不集中那么多社会精英、经历那么多艰难险阻、付出那么多惨痛代价去从事革命斗争的根本原因。

　　早在20世纪40年代，毛泽东同志就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讲清了这个道理。他说：“没有独立、自由、民主和统一，不可能建设真正大规模的工业。没有工业，便没有巩固的国防，便没有人民的福利，便没有国家的富强。”“一个不是贫弱的而是富强的中国，是和一个不是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而是独立的，不是半封建的而是自由的、民主的，不是分裂的而是统一的中国，相联结的。在一个半殖民地的、半封建的、分裂的中国里，要想发展工业，建设国防，福利人民，求得国家的富强，多少年来多少人做过这种梦，但是一概幻灭了。”5

　　辛亥革命时期的资产阶级革命派，不一定已经从理性上掌握了这一历史规律，但他们从自己的切身经验中深切地体会到，要想实现经济的发展，社会的进步，国家的富强，民族的振兴，首先必须集中全力推翻已经成为“洋人的朝廷”的清朝政权，埋葬封建帝制，求得民族的独立，争取政治的民主。他们清醒地认识到，他们所从事的革命，正是为走向现代化创造必要的政治前提。

　　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热诚希望国家的繁荣昌盛和人民的普遍幸福，对现代化怀着强烈的追求。孙中山曾经多次以无限憧憬和充满自信的口吻，描绘过自己祖国的美好未来。1904年，他在给美国人民的一封信中说：“一旦我们革新中国的伟大目标得以完成，不但在我们的美丽的国家将会出现新纪元的曙光，整个人类也将得以共享更为光明的前景。普遍和平必将随中国的新生接踵而至。一个从来也梦想不到的宏伟场所，将要向文明世界的社会经济活动而敞开。”6第二年，他在日本东京中国留学生欢迎会上发表演说，强调“中国之文明已著于五千年前”，虽然近年来落后了，但只要奋发自强，“十年、二十年之后不难举西人之文明而尽有之，即或胜之焉，亦非不可能之事也”。7类似这样的话，在革命派其他人物的口中也屡见不鲜。但是，他们也强烈地感觉到，国富民强美好愿望的实现，在现实生活中受到两个方面的严重阻碍：一是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的侵略欺压，二是封建专制主义对人民的钳制束缚。

　　关于前者，孙中山早在1895年所写的《香港兴中会章程》中就大声呼喊：“方今强邻环列，虎视鹰膦，久垂涎我中华五金之富，物产之繁。蚕食鲸吞，已效尤于踵接；瓜分豆剖，实堪虑于目前。8（P21）呜呼危哉！”有的人写得比这个更加触目惊心，如李书城在《学生之竞争》一文中写道：“俄虎、英豹、德法貔、美狼、日豺耽耽逐逐露爪张牙，环伺于四千余年病狮之旁。割要地，租军港，以扼其咽喉；开矿山，筑铁路，以断其筋络；借债索款，推广工商，以　其膏血；开放门户，划势力圈，搏肥而食，无所顾忌。官兵黜陟，听其指使，政府机关，使司转捩。呜呼，望中国之前途，如风前烛，水中泡耳，几何不随十九世纪之影以俱逝也。”9特别值得指出的是，他们中的有些人，一针见血地揭露当时世界上的“帝国主义”实质上是一种“强盗主义”，不仅在政治上使一些弱小国家的人民“自由败灭”，而且通过经济的扩张，对别国进行肆无忌惮的掠夺。有的文章强调，列强的经济侵略是比政治侵略更加危险的“经济上之竞争，，其祸乃更毒于政治上。何以故？譬之是犹人也，朝割其一手，夕割其一足，其人必痛，而其警醒也易，而其反抗之力大，而其人犹可以复生也。若举全身之精血而吸之，其犹茫然皇然莫知其由，未几乃病瘵以死矣。此言其术也。若夫于政治上，则未有经济上之权既占，而政治上之权乃犹能以人者也。盖其资本所在之地，即为其政治能力所到之地，征之于近代，历历有明征也”。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