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向现代化的必由之路——纪念辛亥革命90周年

　　几乎从历史进入近代的第一天起，对国家极端贫弱、民族备受凌辱有着切肤之痛的中国的志士仁人们，就热切期盼着国家的富强和民族的振兴，他们向往着有一天我们苦难的祖国能够同欧美文明国家“并驾而齐驱”。这种期盼和向往，一直持续了一个多世纪。当时还没有“现代化”的概念，但实际上这是一种现代化的追求。

　　在刚刚过去的世纪之交，作为一种预期，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提出了要在21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

　　如果把19世纪中叶到21世纪中叶的200年历史联系起来，我们可以看到，对现代化的执著追求是贯穿这一历史阶段的一个基本线索。由于中国的特殊国情和所处的历史阶段，中国现代化的历史进程，经历了从资本主义现代化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大历史转折，但实现现代化始终是先进的中国人锲而不舍的奋斗目标。

　　与此同时，任何一个观察者（不论赞成还是反对）都能发现，在中国近现代社会，革命一直是历史发展的主旋律。于是就产生了一个问题：在中国近现代史上，革命同现代化是一种什么关系？二者是相互对立、相互排斥的呢，还是有着内在联系、相互统一的呢？要回答这个问题，当然不能靠抽象的概念争论，比较实在的办法，还是对历史现象和历史事件做出历史的分析。

　　辛亥革命是20世纪中国人民在前进道路上经历的第一个历史性巨大变化，是鸦片战争以来完全意义上的民族民主革命。解剖一下这次革命同中国现代化历史进程的关系，既能够更加深切地了解它的伟大历史功绩，也能够为进一步认识近现代历史提供一些有益的启示。

　　一、中国早期现代化进程为辛亥革命准备了必要条件

　　辛亥革命发生在20世纪之初并不是偶然的，它是鸦片战争以来全部历史发展的必然产物。

　　中国现代化的起步，是在殖民主义的侵略中断了中国社会正常发展进程的情况下开始的，也是在国内尚没有真正意义上的资本主义经济关系、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尚未形成的情况下开始的。正因为如此，中国的现代化一开始就同反对民族压迫的斗争紧紧结合在一起，而最早试图推动现代化的恰恰是资产阶级以外的政治力量。

　　鸦片战争前后，林则徐、魏源等一批放眼看世界的封建官僚和士人，就主张借鉴西方，改革弊政，强国御侮。这可以看做是中国社会对于现代化的最初思考和呼喊。

　　农民阶级由于处在社会的最底层，过着饥寒交迫和毫无政治权利的生活，对国家富强和民族振兴有着天然的迫切要求。但他们并不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者。鸦片战争后不久，以洪秀全为代表的太平天国农民英雄们，幻想在绝对平均主义的基础上构建没有剥削、人人温饱的理想社会。他们虽然对封建政治统治和封建经济关系进行了狂飙式的冲击和扫荡，但在思想上却无法跨越皇权主义的藩篱，更提不出实施现代化的具体步骤。在后期的领导人中，洪仁玕由于个人经历的特殊性，曾提出过若干带有现代化要求的政策建议，这些建议虽然得到洪秀全的首肯，却因为缺乏社会基础而被束之高阁。

　　真正迈出现代化实际步伐的是封建统治阶级中的某些有识之士。他们在太平天国运动失败后，为了“求强”“求富”，发动了所谓的“洋务运动”，以极大的热情致力于引进西方科学技术、兴办工矿企业、修筑铁路、开办学堂、派遣留学生等活动。他们的努力，为中国社会催生了资本主义经济因素，注入了资产阶级的社会观念。但他们的政治地位和阶级立场却使他们陷入了一个无法解决的矛盾之中。一方面，他们决不允许“洋务运动”越封建专制主义统治秩序的“雷池”一步；另一方面，资本主义的任何发展实质上都是对封建主义的直接挑战。再加上当时中国的社会条件，使他们不得不依靠西方列强的资金、技术和管理经验发展中国的经济，这就使得他们的现代化努力受到极大的制约，步履维艰，蹒跚行进。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维新派对洋务派作过颇为客观而公允的评价，一方面充分肯定他们在变法问题上的“筚路开山”的作用，另一方面也尖锐地批评他们“根本不净，百事皆非”。1这里所说的“根本”，就是指坚持封建专制主义的根本立场。

　　资产阶级维新派比洋务派高明之处，就在于他们懂得发展经济和文化需要有一个良好的政治环境和政治条件。于是，他们首先致力于政治的革新，在光绪皇帝的支持下，发动了“百日维新”，力图对封建专制政治进行带有资本主义性质的改良。但是，他们及其支持者的力量是如此微弱，以致在封建顽固势力的反击下一败涂地。当然，他们的斗争并不是毫无意义的。如果说洋务派的历史功绩是为现代化留下了虽然菲薄但却极其宝贵的物质遗产，维新派的历史功绩则是为现代化留下了虽是昙花一现但却影响深远的政治遗产。

　　就这样，中国早期现代化进程的艰难和挫折，成了呼唤辛亥革命到来的强大推动力和社会要求；而早期现代化的最初成果，则为辛亥革命准备了必要的物质和精神的基础和条件。

　　首先，从革命队伍来看，中国早期现代化的发展，为辛亥革命锻造了一支强大的革命力量。领导辛亥革命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其中坚力量和骨干成员主要是具有强烈爱国主义精神又接受了西方政治观念的留学生和新式知识分子。这部分社会力量在中国传统社会中是不存在的，他们正是早期现代化的产物。革命派的主要依靠力量，除了会党属于传统社会势力外，华侨和新军或者与资本主义经济形态相联系，或者是在早期现代化过程中得到了改造，在当时也被看做是军队走向现代化的一个成果。没有早期现代化，就没有这些社会力量的汇合；而没有这些社会力量的汇合，辛亥革命的发动和展开都是不可能的。

　　其次，从革命纲领来看，只有经过了几十年早期现代化的历史发展，才有可能使得日渐壮大的资产阶级政治力量能在中国近代历史上第一次提出了系统的、契合现代化发展需要的、以实现民族独立和政治民主化为目标的政治纲领。孙中山的以民族、民权、民生为内容的三民主义，能够在20世纪之初提出并得到相当一部分人的认同，除了他本人的杰出贡献之外，还需要有两个必要的条件：一个是思想源流，即对自鸦片战争以来各个阶级、各派政治力量提出过的各种救国纲领的继承、扬弃和发展。另一个是社会环境，即当时社会上至少有相当一部分人已经具备了能够接受这些观念和主张的客观基础。正是早期现代化的历史，创造并提供了这样的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