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俄、共产国际和孙中山的新抉择(4)

　　苏联为创办黄埔军校，除最先提出建议、派出强有力的顾问团协助筹建外，还在财政和枪械上给予了大力支援。黄埔军校创办之初，经费特别困难。1924年5月22日，广东革命政府财政委员会才议定拨给开办费186600圆，经常费用每月由财政厅、公安局、市政厅、筹饷局共拨30000圆。苏联派遣的顾问人员，包括他们在华雇用的翻译、秘书、事务工作人员在内，都由苏联支付工资。此外，苏联政府还直接拨款支持军校建设。1926年4月左右的一份从广州发出的俄国人的报告说：“这所军事学校是1924年由我们创办起来的。开始，它是依靠我们的经费来维持的。”[14]（223）若干年后，鲍罗廷告诉路易士·费希尔，苏维埃政府为这所学校的开办费和经常费捐赠了300万卢布。[14]（223）黄埔军校用来教育学生的各种器械，多是苏联援助的。据筹备委员王柏龄说：“大元帅在开校前，批发三百支粤造七九毛瑟（枪）给黄埔学校，……开校时仅发下三十支，才勉强给卫兵守卫。开校后两三个月，仍然石沉大海，毫无影响”。正当学校枪械奇缺之时，苏联运来了一船枪支弹药，才满足了教练的急需。[15]（71）学员入伍操练初期，用的步枪都是一些杂牌枪，以后“改用苏联供应的日本三八式步枪、俄式七六二步枪、重机枪、轻机枪（又名手机枪）、驳壳枪等等，这样，学生在学习期间就已经把各式各样的步兵武器都学会了。”[12]（233）为此，王柏龄颇为感激地说：“我们不能不感谢我们革命的朋友苏联，也惟有革命的朋友才有这样的帮助。”[15]（73）

　　正是苏联的大力支援，黄埔军校从1924年创办到1926年，共计培训学员4期，毕业学生达4981名，为北伐培育了大量急需的军事人才，满足了革命的需要。以第一期教职员和毕业生为骨干，1924年底成立的教导一团、二团发展很快，几个月内便扩展成两个师，1925年10月就编成一个军，北伐时编为第一军，由蒋介石直接统率，从此，渐渐发展为“黄埔势力”，控制中国政局达20多年。

　　此外，苏联顾问在两次东征、统一广东和北伐的胜利进军中，帮助分析形势、出谋划策、制订作战计划、亲临前线调查督战等，同样发挥了巨大作用，为北伐胜利立下了汗马功劳。苏联军事总顾问加伦，这位苏联早年的军事奇才，后来的苏联元帅，表现尤其突出，在东征决策和北伐规划中都发挥了决定性作用。赫麦列夫在1927年夏天写道：“广州军自诞生之日起，在加伦指挥下，从未吃过败仗。”[9]（58）“当时武汉方面说，江西战局的实际指挥，不是什么总司令，而是客卿加伦将军。”[9]（59）顾问切列潘诺夫称赞加伦，“不仅是一位才华过人的统帅，而且是一位清醒明智的政治家。”[9]（63）苏联为援助中国革命，先后运送过五批枪械弹药。

　　三、建议实行扶助工农政策，促进工农运动

　　孙中山出身贫寒，对工农群众疾苦早有体会。但是，把扶助工农作为革命的一大政策，则是苏联、共产国际积极帮助的结果。1921年底，马林建议改组国民党时，就郑重提示，要“与社会各阶层，尤其与农民、劳工大众联合。”[16]（11）1922年夏，孙中山困守永丰舰，黄埔附近的农民千余人自动组织义勇队，与忠于孙中山的海军共同保卫黄埔，扼守长洲要塞，保住了支持孙中山舰队的陆上支援基地。7月11日，广州市的电力、自来水和铁路等行业的工人举行联合罢工，要求陈炯明叛军撤离广州。[17]（55）工农群众的支持，使孙中山感激不已。1923年秋季，蒋介石等和苏联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斯克良斯基会谈时，针对蒋介石等专注军事的思想，斯克良斯基“强调了群众政治工作对于革命运动的巨大作用。因此，国民党务必尽先以争取工农为主。”[9]（25）鲍罗廷到中国不久，适逢陈炯明疯狂反扑，广州岌岌可危。孙中山准备撤离广州，再度流亡国外。缺乏工农群众支持是造成这种危局的重要因素之一。为此，鲍罗廷忠告：“尽管国民党客观上是有革命性的，但至今它仍然‘悬在空中’，而没有依靠某一阶级或某些阶层。”“直到现在，你们还没有做过任何一点帮助农民的事，这样，贵党就失去了一个最重要的支柱。”“你们的第二个支柱是广州市35万有组织的男女工人。……但是，贵党却与工人阶级毫无联系。”“本来可能成为你们政权——掌握这种政权有利于进行民族革命斗争——的一个重要支柱的工人们，现在却从你们身旁溜掉了。”有感于此，鲍罗廷建议：“政府应当立即颁布在广东农民中分配土地的法令，……地主的土地将予没收，以利于实际耕种这些土地的农民，”必须立即为工人制定社会法令，“实行八小时工作日，规定最低限度的工资”等。“目前小资产阶级不积极支持你们，主要是它从贵政权中得不到任何利益。……必须马上向小资产阶级发出宣言式的法令，向他们明确指出将从这些法令中得到好处”[1]（1729-1731）他的恳切建议得到国民党当局的积极支持。

　　在苏联、共产国际代表的劝告下，孙中山对争取工农的重要性有了新的认识。他对大本营的国民党员说，革命当以人民心力做基础，“革命行动而欠缺人民心力，无异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所以吾党想立于不败之地，今后奋斗之途径，必先要得民心，要国内人民与吾党同一志愿，要使国内人民皆与吾党合作，同为革命而奋斗。”[3]（431）后来，他又进一步指出：“农民是我们中国人民之中的最大多数，如果农民不参加革命，就是我们革命没有基础。国民党这次改组，要加入农民运动，就是要用农民来做基础。”现在俄国“把全国的田地都分到一般农民，让耕者有其田。……我们现在革命，要仿效俄国这种公平办法，也要耕者有其田，才算是彻底的革命。”[13]（555-5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