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俄、共产国际和孙中山的新抉择(3)

　　中国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高举起联合工农、“打倒军阀”、“打倒列强”的旗帜，全体代表通过的《一大宣言》，“不但代表本党大会诸君的意志，并且代表全国人民的要求。”[10]（36）孙中山即席指出：“这个宣言系此次大会之精神生命”，“是本党成立以来破天荒的举动”。他号召大家“从新担负革命的责任，就是计划彻底的革命终要把军阀来推倒，把受压迫的人民完全来解放，（鼓掌），这是关于对内的责任；至于对外的责任，定要反抗帝国主义侵略，将世界受帝国主义所压迫的人民来联络一致、共同动作、互相扶助，将全世界人都来解放（鼓掌）。我们有此宣言决不能又蹈从前之覆辙，做到中间又来妥协（鼓掌），以后应当把妥协调和的手段一概打消（鼓掌），并要知道妥协是我们做彻底革命的大错（鼓掌）。所以今天通过宣言之后，必须大家努力前进，有始有终来做彻底成功的革命（鼓掌）。”[10]（38）读了这些话语，我们会强烈感到，孙中山当时反对军阀、反对帝国主义列强，是无比坚定的。他的简短讲话，赢得6次鼓掌，表明给了与会者以巨大精神鼓舞，为大革命吹起了响亮的进军号。这篇宣言，为后来北伐奠定了坚实的政治基础和思想基础。

　　然而，追本求源，这篇光耀千古的大会宣言，却与苏联、共产国际有着直接的关联。原来，1923年11月28日，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即通过了《关于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和国民党问题的决议》。决议认为，辛亥革命的失败，主要是因为这个党没有吸收城乡广大劳动群众参加斗争。现在孙中山为首的国民党革命派已认识到必须接近劳动群众，必须通过广泛宣传和组织工作同他们保持最密切的联系，从而巩固和扩大中国革命运动的基础。相信国民党的三民主义通过下述解释，表明国民党是一个符合时代精神的民族政党：民族主义应当体现“国民党依靠国内广大的农民、工人、知识分子和工商业者各阶层，为反对世界帝国主义及其走卒、为争取中国独立而斗争。”“中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民权主义“必须看作是当前中国实行的一条革命原则”，“只有那些真正拥护反帝斗争纲领的分子和组织才能广泛享有这些权利和自由”；民生主义应解释为“把外国工厂、企业、银行、铁路和水陆交通收归国有，……必须向缺乏土地的广大农民群众说明，应当把土地直接分给在这块土地上耕种的劳动者。”[10]（381-384）鲍罗廷于12月30日收到此项决议，并立刻将决议精神贯彻到“一大”宣言之中。如把共产国际的这些决议和“一大”宣言加以对比，不难发现，共产国际决议关于三民主义的阐释，实际成为“一大”宣言的基本原则。

　　二、接受苏联、共产国际建议，创办黄埔军校，建设一支忠于革命的国民军

　　孙中山以前发动革命屡遭失败，一个重大原因就是缺乏一支忠于革命的党军。鲁迅曾经一针见血地指出：“改革最快的还是火与剑，孙中山奔波一世，而中国还是如此者，最大原因还在他没有党军。”[11]（33-34）1921年底，马林向孙中山提出的另一项重大建议，就是“要有真正的革命武装，应该设立一军官学校。”[6]（1508）次年4月至6月，孙中山和达林会谈时，“对红军的人数、其组织和政治教育很感兴趣。”询问得十分详细。1923年赴苏访问团访苏时，除细心考察了红军的方方面面外，还“希望革命军事委员会派人到华南，仿照红军编练中国军队，派去的人越多越好。”[9]（20）10月6日，鲍罗廷到达广州后，孙中山最关注的是苏联的军事和军事工业。鲍罗廷向孙中山翔实介绍了苏联军队的组织和战斗生活情况，强调了军队政治工作的重要性。孙中山当即表示：“我们的军队中缺少这个，我们必须把所有这一切建立起来”[1]（1700）

　　在苏联和共产国际代表的劝导下，孙中山克服各种困难，决定创办黄埔军校，并以该校学生为骨干，建设一支革命军。1923年10月10日，孙中山在党务会议上发表讲话，与强调“以党治国”的同时，提出要以革命思想武装军队，像俄国那样建立一支革命军。他说：“党之基础何在？在于军队。俄国革命党能以一百里之地，应十八面之战，三数年间，卒将内乱外患次第戡定者，因军队全属党人故也。……设无庞大之党军，苏俄之势力必无今日之盛。故吾党宣传功夫，此后应极从军队着手，庶可以立统一之基础。”[3]（268）11月26日，孙中山主持国民党临时中央执委会第十次会议，会上决定创办军校，定名为“国民党军官学校”。1924年1月下旬，国民党一大会议期间正式成立“陆军军官学校筹备委员会”，蒋介石为筹委会委员长，王柏龄、李济深等为筹备委员。指定黄埔长洲岛原广东陆军学校与广东海军学校为校址，故以后又将陆军军官学校称为黄埔军校。大会闭幕时，又委托参加大会的代表返回原籍后代招军校学生，请苏联顾问参加军校筹备工作，要求按照苏维埃的军事制度来组织革命军队。5月初，正式任命蒋介石为校长，廖仲恺为国民党驻校党代表。

　　1924年6月16日，黄埔军校举行开学典礼，孙中山偕夫人宋庆龄亲临典礼，并发表长篇演说，他特别强调，革命军要像苏联红军那样，首先要用革命思想武装自己的头脑，“要从自己的方寸地做起，要把自己从前不好的思想、习惯和性质，像兽性、罪恶性和一切不仁不义的性质，都一概革除。所以诸君要在政治上革命，便先要从自己的心中革起。……便要从今天起立一个志愿，一生一世，都不存升官发财的心理，只知道做救国救民的事业，实行三民主义和五权宪法，一心一意的来革命，才可以达到革命的目的。”[13]（297）黄埔军校汲取苏联建立红军的经验，突出了政治思想教育，一反过去学习日本、欧洲军事学校纯以技术为主的教练方法。政治课包括中国国民党史、三民主义、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史、中国近代史等26门课程。除由专门政治教员教授外，还经常请名人、党政要人作特别讲演。为了做好政治思想工作，仿照苏联红军建制，设立党代表和政治部，配备政治教官，专做政治思想工作。

　　在黄埔军校的建设中，苏联顾问发挥了重大作用。还在1923年2月，孙中山决定回广州重建大元帅府时，便正式请求苏联派遣军事专家来广州担任军事顾问。同年秋，苏联应邀派遣的第一批军事顾问到达广州。1924年5月，以巴甫洛夫为团长的苏联军事顾问团到达。后来，巴甫洛夫不幸牺牲，苏联又派加伦将军接替。黄埔军校初期，苏联顾问人数为25人，到1926年4月，增加到58人。这些顾问包括炮兵顾问、通讯器材顾问、步兵和工兵顾问、政治顾问、卫生顾问、交通顾问、战术顾问。他们既有丰富的实战经验，又有相当的理论素养。他们一到广州，就积极投入军校的建设工作。他们参照红军的建军经验，认真帮助制订教学计划，修订各种课程教学纲要。军校的筹建工作，“实际是苏联顾问设计，共产党人叶剑英等加以完成的。”[2]（261）按常规，初级军官的培养为三年一期。可是，当时革命急需军事人才，为了应急，苏联顾问参照最新军事理论和技术，合理安排各学科时间，很快就拿出一份为期半年的教学大纲，使军校教学得以按期启动。当时学校初创，既无教材，又缺训练器材，以及必要的训练设施。专家们努力克服各种困难，具体示范，竭力让教员学员在有限的时间里，掌握最基本的技术要领。苏联专家初到中国，语言不通，给教学带来很大困难。为了克服语言障碍，他们虚心向中国教员学习汉语。为了教好一门课，做好一例技术示范，常常靠查字典、反复手势，搬动探具，务求教员学生完全明白。他们特别重视理论联系实际。黄埔军校开办之后，军事方面的紧张局势迫使他们必须一边学习、一边投入战斗，结合战场形势，制订实地作战计划。因此，他们又给教员学生上了一堂又一堂的实战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