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俄、共产国际和孙中山的新抉择

　　孙中山为振兴中华，救国救民，晚年排除各种阻力，坚决改组中国国民党；重新解释三民主义，把旧三民主义发展为联俄、联共、扶助农工、反对帝国主义及军阀的新三民主义；创建黄埔军校，努力建设一支忠于革命的国民军；实行扶助农工政策，团结广大人民群众，争取中国革命胜利。这些，都是他晚年的重大新抉择，为争取中国大革命胜利作出了不朽贡献。这也是他一生光辉的顶点。　　

　　孙中山晚年能适应时代潮流，与时俱进，实行这些新抉择，是由主观和客观诸种因素促成的。首先，与孙中山本人的素质紧密相关。他是一位虔诚的爱国者，一切以国家民族的利益为标准。正因为如此，他才能从善如流，知过必改，接受利国利民的新建议。他晚年能实行这些新抉择，也是他屡遭失败后，不断总结经验教训的结果。每次失败之后，他多在进行反思，总结失败教训，寻找新的救国方略。这些晚年的新抉择，正是他总结一生失败教训，争取革命胜利的新救国方略。

　　如果从外部因素来考察，孙中山晚年这些新抉择，主要与苏俄、共产国际、中国共产党的帮助密切相关。到了孙的晚年，苏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已经取得了稳固的胜利，并成立了有30个国家共产党参加的共产国际，决心把革命运动推向全世界。同时采取了实际措施，援助被压迫民族的民族解放运动，谋求人类的彻底解放。深受帝国主义各国压迫、地广人众而又和苏俄紧密为邻的中国，自然成为苏俄争取和援助的主要目标。特别是孙中山经历多次失败之后，苏俄革命的胜利，在孙中山的心灵里燃起了新的希望。苏俄和共产国际的无私援助，又使他认清了谁是真正的朋友，谁是真正的敌人。这些，正是促使他晚年作出新抉择的决定性客观因素。这些新抉择是后来大革命取得胜利的基本条件。背弃这些新抉择，又使大革命半途而废。本文拟重点阐述苏俄、共产国际的援助与孙中山晚年抉择的密切关系。

　　一、苏俄、共产国际的帮助，促成孙中山改组国民党

　　革命必须有一个政纲明确、组织健全的政党作为领导核心。没有这个核心，就不能团结千千万万群众去夺取革命胜利。改组前的中国国民党，如从中国同盟会成立算起，已经历18年，却从来没有开过一次全国性的代表大会。政党纲领在同盟会时期尚属明确，国民党和中华革命党时期则比较模糊。1919年公布的《中国国民党规约》，虽提出“以巩固共和，实行三民主义为宗旨”，实际只是空谈。组织方面则一直很不健全：有上层，无基层；领导是个人领导，而非集体领导。苏俄首席顾问鲍罗廷指出，国民党有许多严重不足：“首先，国民党组织不完善，毫无纪律可言。其次，党员存在许多异己分子——腐败的官僚和投机者。[1]（1700）最后，国民党还缺乏广泛的群众基础。”在人民眼里，国民党“只有领袖，没有群众，只有高级干部，没有中下层干部，严格说不像一个政党，尤其是孙中山的高级干部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是些堕落腐化的政客，很难在他们身上找到革命的因素。”[2]（252）孙中山也承认：“本党分子此刻过于复杂，党内的人格太不齐……大多数党员都是以加入本党为做官的终南捷径。因为加入本党的目的都是在做官，所以党员的人格便非常卑劣，本党的分子便非常复杂。”[3]（280-281）廖仲恺也认为：“本党自同盟会以来，即无精密组织，如民国成立改为国民党后，仅以议员为党员多少标准，其后经过中华革命党、中国国民党均属无甚组织，”[4]（139）“目下除少数干部，并无党员。”像这样一个党，如果不改组，清除腐败分子，增加新鲜血液，是无法担负起革命的领导重担的。

　　孙中山在领导革命的过程中，早就希望建立一个有战斗力的政党，特别是历经多次失败之后，益感“从根本着想，非整理党务，先固内力，不足及时奋起。”[5]（498）但苦无办法，行动十分迟缓，自无成效可言。苏俄、共产国际的帮助，一方面使他进一步认识到改组的重要性和迫切性,另一方面也从苏俄共产党建党经验中找到了改组的办法，才使孙中山下定了改组的决心，坚定了改组的信心。

　　最早建议国民党改组的是共产国际代表马林。他于1921年12月底，在张太雷的陪同下，前赴桂林会见了孙中山，向孙中山提出三项建议。其中第一项就是“组成一能联合各革命阶级，尤其是工农大众的政党。”[6]（1508）1922年6月16日，陈炯明的部下炮轰总统府，要置孙中山于死地。孙中山被迫避居永丰舰。陈炯明叛变乃孙中山多次失败中最惨痛的一次。因为历次失败，皆“为失败于敌人。此役则敌人已为我屈，所代敌人而兴者，乃为十余年卵翼之陈炯明，且其阴毒凶狠，凡敌人所不忍为者，皆为之而无恤，此不但国之不幸，抑亦人心世道之忧也。”[7]（555）

　　在蜷居永丰舰的日子里，孙中山对历次革命斗争作了深刻的反省，对中国革命的前途和命运也进行了认真的思考。6月23日，他托陈友仁转告仍居广州市内的少共国际代表达林说：“在这些日子里，我对中国革命的命运想了很多，我对从前所信仰的一切几乎都失望了。而现在我深信，中国革命的唯一实际的朋友是苏俄。”“我确信，苏俄甚至在危难之中也是我唯一的朋友。我决定赴上海继续斗争。[1]（1472）倘若失败，我则去苏俄。”达林是此前4月26日到达广州的。从4月27日到6月16日陈炯明叛变止，孙中山与达林每周会谈两次，每次都有两小时左右。会谈内容包括苏俄人民的生活、工作、组织及革命斗争等各方面的情况。会谈中，孙中山热望得到苏俄的帮助，希望和苏俄联盟。但又顾虑英国和党中的亲英派反对。陈炯明的叛逆曾得到英国的支持。铁的事实终于打破了他对西方列强的幻想，从此一心一意联俄，希望得到苏俄援助，使革命得以成功。这是孙中山毅然采取新抉择的起点。

　　1922年8月14日，孙中山由广州到达上海。此前，苏俄已在6月17日任命越飞为驻华全权外交代表。马林随越飞于7月24日离莫斯科再次东来。8月12日，马林作为共产国际派驻中国南方的代表到达上海，从事国共的联合工作。8月25日，孙中山会见了马林，告诉他现在感到与苏俄建立一个更紧密的联合是绝对必要的。马林也告诉孙中山，共产国际已经命令中国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为国民党的主义和目标而奋斗。孙中山很高兴地采纳了马林的建议。随后，孙中山与李大钊会晤，讨论“振兴国民党以振兴中国”的问题。当即由孙中山主盟，由张继介绍李大钊加入国民党。李大钊在入党前向孙中山表明，自己是共产国际中国支部的成员，不能脱离共产党党籍。孙中山回答：“这不打紧，你尽管一面做第三国际党员，一面加入本党帮助我。”[1]（1500）不久，张国焘、张太雷等人也相继加入国民党。孙中山此时联俄、联共已经十分坚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