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俄、共产国际和孙中山的新抉择(2)

　　孙中山到达上海后，在苏俄、共产国际的帮助下，国民党改组的工作立刻提上日程。9月4日，孙中山召集在上海的各省国民党员张继等53人开会，商讨改组国民党。6日，孙中山指定丁惟汾和共产党员陈独秀等9人为规划国民党改进方略起草委员，7日开始集会，商讨起草改进计划。1923年1月1日，发表《中国国民党宣言》和《中国国民党党纲》。第二天，孙中山在上海中国国民党改进大会上发表演说，认为政治进行、军事进行、党务进行这三项工作中，“只有党务进行是确有把握的，有胜无败的。”党务进行“就是要恢复以前革命党的精神”，“党务进行，当以宣传为重。”“俄国五六年来，革命成功，也就是宣传得力。”“不过要做宣传，就要有一个最便利的机关，最巩固的机关。这机关是什么呢？就是个党。所以我们要切实把党务来改良、来扩张，使一日一日的进步才好。”[8]（6-7）

　　为了学习苏俄革命的成功经验，1923年9月2日，孙中山派遣的访苏代表团抵达莫斯科。代表团成员有蒋介石、沈定一、王登云和张太雷。代表团在苏俄考察了红军的训练情况，参观了莫斯科的工矿企业，受到许多苏俄领导人的接见。还向苏俄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斯克良斯基、总司令加米涅夫介绍了中国的军事形势，请求共商中国作战方案。斯克良斯基听后，没有就事论事，而是尖锐指明政治工作的极端重要性。他说：“俄国革命成功并不单单是十月武装起义的结果，而是此前俄国共产党进行长期、艰苦的工作，为这场革命做了准备。国民党在国内亦应首先照此办理。……政治准备是中国的首要问题。”[9]（24）斯克良斯基主管军事工作，却劝导代表团要把政治准备摆在面前，强调“当务之急，是要在国内全力以赴开展政治工作，不然，在当今形势下，任何作战都注定要失败。”[9]（24）这实际上就为改组国民党、加强政治工作指明了方向，引起了访苏团的高度重视。

　　苏俄和共产国际的帮助，不但促成孙中山坚决改组国民党，而且改组工作也是在苏俄顾问的具体指导下开展的。孙中山所派考察团尚未返国，苏联已应邀派遣鲍罗廷作为孙中山的首席顾问来到中国。鲍氏于1923年10月6日抵达广州，随后即向孙中山提出关于改组国民党的具体意见：“一、在国民党改组前修改党纲，力求取得必须按照党纲改组党的一致意见。二、制定国民党党章。三、在广州和第二中心上海组织党的坚强团结的核心，然后在全国建立国民党的地方组织。四、尽可能快地召开即便只有南方四省代表参加的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以便讨论和通过党纲党章，选举新的执行委员会。为了在广州进行党的改组工作，派出最优秀的最积极的国民党员，这些人应当在城市的各个地区建立党的分部。应当由这些分部派出代表参加全国代表大会。五、在召集全国代表大会时，必须使每一个代表懂得，他今后要做的事情是什么？怎样按照新的方式建立基层组织。”[1]（1711）这个建议经孙中山认可后，成为此后中国国民党改组工作的指南。18日，孙中山正式委任鲍罗廷为国民党组织教练员。25日，孙中山召集50多名著名的国民党员开会，讨论国民党的改组工作。会上，鲍罗廷又强调，当今世界压迫者和被压迫者斗争中，“力量的联合正在成为生死存亡问题。被压迫国家为了同压迫者作斗争应当团结起来。在俄国，布尔什维克为了进行坚决的斗争团结了人民群众。要在中国完成类似的任务，国民党应当进行改组，通过人民明白易懂的革命纲领，并以各种通俗易懂的方法向广大群众介绍这个纲领。只有强大的组织严密的党才能够达到全国统一和独立的目标。”[1]（1712）随后组织了中国国民党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负责改组和筹备代表大会的各项领导工作。计从11月28日起至1924年1月19日，临时执委会共举行了28次会议，议决案件共400余件，为贯彻改组精神和代表大会的召开做了大量的工作。

　　改组后的国民党，基本上是按照苏联共产党的模式建立起来的。此次国民党改组，由总理制改为委员会制，是领导体制的一项重大改革。这种体制就是仿照苏共领导体制建立的。孙中山对这种体制改革很赞许。他说：“本党此次改组，就是本总理把个人负担的革命重大责任分之众人（鼓掌），希望大家起来奋斗，使本党不要因为本总理个人而有所兴废，如列宁先生之下俄国革命党一样，这是本总理的最大希望。（鼓掌）。”[10]（49）国民党以前在组织方面的最大缺陷是处于一种放任自流状态。党员的言论行动，纯听个人自由。党是由上而下组织的，机构很不健全。入党只要党员介绍即可，不必经过组织讨论，上级批准。“一经入党，住居何处？所执何业？亦莫之悉。故名有数十万党员，实则人自为战，莫收统一之效。不肖者挂名投机，自由进退，”无法进行有组织的斗争。此次改组，孙中山从苏联革命成功的经验中认识到：“俄国革命之能成功，全由于党员之奋斗。一方面党员奋斗，一方面又有兵力帮助。故能成功。故吾等欲革命成功，要学俄国的方法组织及训练，方有成功希望。”[3]（437）在改组宣言中就着重指出，训练方面，“务使上下逮通，有指臂之用，分子淘汰，去恶留良，吾党奋斗之成功，将系乎此。”[3]（430）在筹备改组过程中，临时中央执委会即依据新拟的国民党章程草案，以广州、上海作为试点：未组织之前先行登记，然后召开党员大会，分区进行组织，规定市党部、区党部、区分部设置细则，每个区党部、区分部的成立，必须由临时中央执委会秘书处批准。截至1924年1月12日止，广州市内成立了9个正式区党部、3个代理区党部、66个区分部、3个特别区分部。党员数额由3649人增至8218人。两个月间，新增4569人。增加者多为青年学生与职业工人。上海到1924年1月10日止，正式成立1个区党部、33个区分部，尚有3个未编次序的区分部。从此改变成由下而上的组织，基础比较稳固。后来“一大”通过的《中国国民党党章》，则是一个组织相当完善的章程。国民党改组的成功，为即将展开的大革命奠定了组织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