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授《中国近现代史纲要》上编“综述”的几个(5)

　　近代社会的两个主要矛盾，决定了中国人民面临着两大历史任务。

　　第一，两大历史任务的具体内容。

　　关于近代中国的两大历史任务，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讲得最清楚明白。报告说：“鸦片战争后，中国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中华民族面对着两大历史任务：一个是求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一个是实现国家繁荣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前一任务是为后一任务扫清障碍，创造必要的前提。”这一段话讲得很清楚。帝国主义的侵略，使中华民族丧失了民族独立的地位；帝国主义勾结封建主义实行的反动统治，使中国人民处于被压迫、被奴役的地位，毫无政治权利。所以，要求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就必须坚持反帝反封建的斗争，又因为反动统治势力不可能自动退出历史舞台，因此这个任务只能通过革命的手段才能完成。只有实现了前一个任务，为后一个任务扫清了障碍，创造了必要的前提，国家繁荣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才有实现的可能。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里讲的也正是近代社会中革命和现代化的关系。前一个任务主要是讲的革命，后一个任务虽然并不能完整地反映现代化的全部内容，但大体同人们在一般意义上所说的现代化比较接近。如果说两大历史任务是相统一的、密切相关的，那么，在近代历史上的革命和现代化也应该是相统一的、密切相关的。可以这样说，现代化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魂牵梦绕的不懈追求，革命则是贯串整个近代历史的主旋律。

　　但近年来却流行一种观点，认为革命妨碍了、破坏了现代化。他们提出要“告别革命”。他们说：“如果要对20世纪中国进行反省”，头一个应该进行的“根本性的反省”，就是革命革糟了。我们的民族患了“革命崇拜症”，而“革命容易使人发疯发狂，丧失理性”；“革命方式”有很多弊病，产生很多后遗症，“包括它给社会带来的各种破坏”；“老是革命，整个民族的生命能量就在革命中耗尽了。”所以，“20世纪的革命方式确实带给中国很深的灾难。”总而言之，他们认为革命妨碍了现代化、破坏了现代化。这种观点渗透到近代史研究的各个方面，逐步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体系。所以，要正确认识中国近代历史，就不能回避历史唯物主义同以“告别革命”论为代表的历史虚无主义这两种历史观的对立。

　　那么，所谓的“告别革命”论究竟有没有道理，符合不符合历史实际呢？下面我们就来作一点回答。

　　第二，革命是怎样发生的？

　　对于革命，不管你赞成、歌颂也好，反对、指斥也罢，革命确确实实是中国近代史的主旋律，这个事实并不因为人们的喜欢或者厌恶而有所改变。美国著名汉学家费正清在《观察中国》一书中说：“帝国主义的侵略使中国人民蒙受了耻辱，正是这种耻辱唤起了中国的民族主义并激发了二十世纪的中国革命。”[12]（P13）“革命是近代中国的基调，美国人要想了解这一点，必须首先要懂得中国的历史。”[12]（P96）直到新中国成立之后，建设才代替革命成为放在中国人民面前的头等重要的任务。

　　革命作为社会发展过程中一种客观的历史运动，它既不是少数人人为鼓吹、制造的结果，也不是一时感情冲动的产物，这是一种适应社会需要的理性选择。以为靠少数革命家振臂一呼，制造一种“革命崇拜”，就可以把无数群众卷入到革命洪流中来，未免想得过于天真。恩格斯早就说过：“把革命的发生归咎于煽动者的恶意的那种迷信时代，是早已过去了。现在每个人都知道，任何地方发生革命震动，总是有一种社会要求为其背景，而腐朽的制度阻碍这种要求得到满足。”[13]（P5）只有在统治者不能照旧统治下去、人民群众也不能照旧生活下去的时候，革命才会发生。革命者并不是一伙“发疯发狂”的好乱之徒，他们选择革命或接受革命，往往是别的路都走不通之后，才被“逼上梁山”的。孙中山曾不止一次叙述过他怎样“不得不”选择非和平的、暴力革命道路的缘由和经过。他在《伦敦被难记》中说，他本想“以和平之手段、渐进之方法请愿于朝廷，俾倡行新政”，只是在多次碰壁之后，才“积渐而知和平手段不得不稍易以强迫”。所以，抽去了历史条件，完全不顾历史环境，抽象地讨论是改良好还是革命好，是讨论不清楚的，也是毫无意义的。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改良自然能够起积极的历史作用。但是，当改良已经失去了现实可能性的时候，为了社会的进步，革命便是一种唯一的选择。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既然民族独立地位的丧失、国家主权的备受侵凌，把中华民族逼到了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既然封建专制政治的统治，剥夺了人民生存和发展的权利，成为中国走向现代化的巨大障碍，志士仁人们便不得不把主要精力投入到争取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的斗争中去。这就是中国人民为什么不得不集中那么多社会精英、经历那么多艰难险阻、付出那么多惨痛代价去从事革命斗争的根本原因。中国人民并不是青睐革命，而是为了国家的发展和民族的振兴必须作出的无法回避的选择。

　　诚然，革命必定要付出代价，而且是沉重的代价，但是，如果不革命，如果没有革命对旧制度的扫荡，人们以及社会付出的代价要大过千百倍，要沉重千百倍。至于破坏和建设的关系，其实在百年以前，当时的革命者就已经讲清楚了。邹容在《革命军》一书中曾说：“欲大建设，必先破坏；欲大破坏，必先建设。此千古不易之定论。吾侪今日所行之革命，为建设而破坏之革命也。”孙中山后来也曾对胡汉民说过：“建设是革命的惟一目的，如不存心建设，即不必破坏，更不必言革命。”[14]（P4）

　　第三，没有革命便没有现代化。

　　现代化的一个重要内容是工业化。但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不经过革命，能够实现工业化吗？这个问题，早在20世纪40年代，毛泽东就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作了十分明确的回答。他说：“没有独立、自由、民主和统一，不可能建设真正大规模的工业。没有工业，便没有巩固的国防，便没有人民的福利，便没有国家的富强。”“一个不是贫弱的而是富强的中国，是和一个不是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而是独立的，不是半封建的而是自由的、民主的，不是分裂的而是统一的中国，相联结的。在一个半殖民地的、半封建的、分裂的中国里，要想发展工业，建设国防，福利人民，求得国家的富强，多少年来多少人做过这种梦，但是一概幻灭了。”[15]（P1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