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则徐和陶澍在江苏(4)

　　陶林合作共事的第四件善政为在江南推广双季稻，发展农业生产。苏南一带，土地肥沃，本宜种植早晚两收的双季稻。但是苏南农民由于传统的习俗是“麦予佃农而稻归于业主之家”，因此佃农皆乐于种麦，而不愿种早稻。以致每年夏季才插秧，到入冬才能收获。1833年秋冬，由于雨雪连绵，造成晚稻失收；而且因为雨雪过多，以致到1834年春天，田中仍然积水，二麦无法播种，麦收自然无望。林则徐认为，为了不致因麦种无望而使广大农民受饿，必须及时提倡种植早晚两收的双季稻。于是一方面从福建家乡及其他地方买来早熟的占城稻种，在抚署前后租赁民田数亩，和有经验的老农一起种植，以为之倡导；另一方面又请在粤西做官时推广过水稻种植并取得成功的苏州按察使李彦章，将种植的经验编辑成文，以便推广。

　　李彦章很快将种植水稻的时间、地土、品种以及种艺之法，汇编成十条，取名为《催耕课稻编》，意为现在二麦已不能下种，希望赶快改变旧习，抓紧种植早稻。为了扩大影响，陶澍和林则徐都亲为该书作序。陶澍在序中说：“吴民终岁树艺，一麦一稻，麦毕刈田始除秧于夏秀，于秋及冬乃获，故常有雨雪之患。一不熟即无可接济。计莫如易麦而为早稻，其兼收则大善，不幸不得其两，犹得其一焉。于是，中丞于官廨后为田亩，令老农种早稻以为之倡；而兰卿观察（即李彦章）方权臬事，手辑《催耕课稻编》，凡早稻之种，早稻之时，早稻之法悉备。昔官粤西劝民种早稻有效，中丞今又举早稻亲试之吴民，第取一麦一稻较其所得孰赢，必能知所从事矣。”【32】林则徐在《叙》中则论述了做官的首先要尽心竭力使民得到温饱，而推广早稻种植，则是当前解决民困的救时良法。他还一一批驳了各种拒种早稻的论调，指出推广早稻完全是为了解决民食“以晚易早，民或不乐；早晚兼之，又何不宜！”希望“业田之家贷佃农以籽种，及其获也，仍以种麦例之，则愿从者众矣”【33】。

　　据林则徐日记记载：1834年四月初五日，后园田内插秧，二十七日，趁陶澍到苏州检阅营伍和验收刘河等水利工程之便，于本日到抚署后园观看水稻长势。布政使陈銮为后园竹亭取名“后乐”，陶澍亲书“后乐”悬于亭额。林集苏句“宦游到处身如寄，农事何时手自亲”作为楹联，陶澍又亲为书写。足见两人对农事皆很重视。

　　五月十八日“自辰至申，断续雨三四寸，插秧甚得其益”；二十二日“丰圃中种晚稻一区。”

　　六月初二日“丰圃中所种早稻已秀齐”；十五日，署前所种早稻俱已升浆，其中湖北之种穗长而粒多，比下河早稻为美。

　　七月初七日“连日收获早稻，约计一亩可得米二石。”【34】

　　以上记载表明，为了解决民食而推广种植双季稻，林则徐很重视。陶澍也很支持。这年早稻收成不错，成效可嘉。这件事对发展生产，从根本上解决民食，是有重大意义的。林、陶合作共事的第五件善政是反对外国侵略，主张严禁鸦片。他俩在江苏出任督抚之际，正值鸦片战争前夕。鸦片这种祸国殃民的毒品，此时正在全国泛滥成灾。凡是有点爱国爱民之心的人，莫不为此痛心疾首。林则徐到达苏州履任江苏巡抚的时候，正是英国为侵华作准备的间谍船阿美士德号到达江苏洋面进行窥测活动之际。1832年五月二十二日，阿美士德号抵达江苏羊山洋面停泊。陶澍得知后即密派巡洋水师进行堵截，迫使折回广东。六月初八日林则徐到达苏州接任巡抚，复加札飞饬速办。十一日，苏松镇总兵关天培亲自督押，迫使退回浙江洋面。可是，英船驶入深水大洋后，复驶向山东境界，继续进行窥探。当时，清廷的沿海督抚只见英船北上，并不知其意图，以为只令其离开自己管辖领域，就算完事。陶、林等人算是稍有见识。当他们得知英船继续北上的消息后，怀疑英船“尚有夹带违禁之鸦片烟土等物，在于海口勾串奸商，哄诱居民，私相授受”。因此，他们联名向道光帝建议采取严禁政策“若再入江境内洋，停泊海口，即当密派文武大员前至该夷船严行搜查，如有鸦片烟土等物，饬令尽数起除，传同夷众当面焚烧，毋许稍有留剩”【35】。

　　随着鸦片大量输入，白银大量外流，国内银贵钱贱日益严重，造成商民交困。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当时提出各种主张，如建议禁私铸、收小钱、定洋钱之价、禁止以洋钱易纹银、禁止纹银出洋等等，希望扫除积弊，丰富财源。陶澍和林则徐认为，这些固然可以考虑，但根本问题并不在此。根本问题在于鸦片大量进口，才造成银贵钱贱、商民交困的严重危机。他们尖锐提出：“洋钱虽有折耗，尚不致成色全亏。而鸦片以土易银，真可谓之谋财害命。……自鸦片盛行之后，外洋并不必以洋钱易纹银，而直以此物为奇货，其为厉于国计民生，尤堪发指。”有鉴于此，他们再次提出严禁鸦片入口、杜其来源的主张。建议“密饬沿海关津营县，于洋船未经进口之前，严加巡逻，务绝其源；再于进口之时，实力稽查夹带。如有偷漏纵越，或经别处发觉，即将牟利之奸商，得规之兵役，一并追究，加倍重惩，以期令在必行，法无虚立，庶可杜根株而除大害”【36】。鸦片这种毒品，由于大量输入，此时已成为危害国计民生最严重的问题。陶澍和林则徐早在战争爆发前七八年即提出严禁主张，并提出严查进口、杜绝根株的政策，是很有见地的，是一项维护国家民族和人民根本利益的正确主张。

　　除上述五个方面外，陶澍和林则徐在精简政府机构、改革弊政、推行海运和票盐方面，都取得了相当的成就，不同程度地减轻了人民的负担，为人民带来了一定程度的好处。这些都体现了他们体恤民情、关心民瘼的良好风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