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则徐和陶澍在江苏(3)

　　陶、林合作共事，在江苏办的第二件好事是千方百计筹集资金，兴修水利。江苏连年遭受水灾，陶澍和林则徐都认识到与水利失修有密切关系。而且江苏是财赋重地，每年北运京都的400万石漕粮，其中一半仰赖江苏。因此，水利失修，不仅严重影响人们的生产生活，而且直接危及清朝的统治。有鉴于此，两人对兴修水利特别重视。道光帝也认为兴水利、除水患，是“莫大之善政”【24】。早在1824年，林则徐署理苏州布政使期间，为了根除水患，就向江浙督抚提出疏浚三江（黄浦江、吴淞江、刘河）水道的建议。江浙大吏均很赞同，筹议两省联合兴修，并联合奏请林则徐总司其事。后因林遭母丧，综理乏人，事遂终止。贺长龄继任苏州布政使期间，曾将黄浦江作了疏浚。1825年八月，陶澍刚接任江苏巡抚，即筹议兴修全省水利，并奏准拆除有害无利的吴淞江口石闸。在陶的主持下，1827年以海运余款20余万两治理了吴淞江；1829年筹资治理了练湖及相关工程；1831年治理了武进境内的得胜、澡港二河。1832年六月八日，林则徐接任江苏巡抚。两人通力合作，在兴修水利方面更谱写了新的篇章。

　　三江之一的刘河，绵长七八十里。由于淤塞多年“几成平陆，旱涝俱无从灌泄，田畴即渐就荒芜，钱漕亦愈难征比”【25】。原已屡经奏明，为必应办理之工。因为工巨费繁，一直拖着未办。林则徐任巡抚后，经与陶澍反复筹商，联衔奏请借拨缓漕米价、现在水利经费专款等分阶段兴挑，于1834年三月八日动工，四月底完竣。前后历经十年的三江兴修工程，至此全部完竣。

　　三江之北的白茆河，自为一支，与三江相表里，久已淤塞，原也奏明分年办理。由于需费繁多，迟迟未能动工。在修刘河同时，陶林等决定发动官绅捐款，以工代赈。他俩带头各捐一千两以为之倡，计共集捐银十一万多两，于1834年七月施工，至十二月底完工。由于以工代赈，民夫得资口食“水利以兴，穷黎以济，洵为一举两得”【26】。

　　武进境内的孟渎河，原已奏请与得胜、澡港两河同时兴修。由于工长淤甚，又值江潮异涨，直至1831年冬天，积水仍未消去，不得不推迟施工。林则徐接任苏抚，即督同司道府县将各河未挑工段复勘，并与陶澍会同检查督办。1833年四月，三河挑浚工程全部完工。

　　长江以南的徒阳运河，北起丹徒境内的江口，南到丹阳境内的吕城，全长140多里。因缺水源，全赖江潮灌注。由于潮沙淤垫河床，必须年年挑浚才能通航，成为漕运一大障碍。陶澍经过踏勘，认为治理丹阳运河的关键在于引练湖水济运，所以于1829年修建了黄金闸和黄泥闸，拦湖蓄水。1832年八月，林则徐又赴练湖运河一带履勘。1834年四月，陶澍阅兵路过这里，再做了复勘。两人反复函商，相度机宜，认为修建练湖堤坝圩埂“不特济运有资，即农民亦咸沾其利”【27】。于是又在练湖修建了张官渡、吕城闸、减水石坝等一系列工程，使漕运和当地农民种植两沾其利。

　　在陶澍、林则徐共事的几年中，除了上述几个大工程外，还在苏南、苏北修浚了大量小型的水利工程。举其要者有：（1）道光十二年冬借司库银修筑六合县被冲决堤埂40多丈；（2）道光十三年借司库芦课正项银修筑江都运河堤埂401丈；（3）道光十三年动用司库芦课款兴挑丰县护城河、砀山减水河道等；（4）道光十四年借司库节年地丁正项银兴挑砀山县利民、永定两河沙土、淤土20多万方；（5）道光十四年动用地丁银挑修睢宁县护城堤河两千多丈；（6）道光十四年借地丁银挑建桃源县河道草闸；（7）道光十四年借拨灾借、驿站用剩款挑修萧县减黄河堰，借河库银挑修铜山天然等闸；（8）道光十五年动员官绅富民捐修宝山华亭被冲海塘5200丈、石塘190余丈；（9）道光十五年、十六年以修刘河节省银挑修七浦河、宝带桥、杨林河等；（10）道光十五、十六年动员官绅捐资挑修苏、松、太等地15州厅的水利工程167万多方；（11）道光十五年劝谕通州绅董捐挑姚港、白蒲镇等处河道，使之加深加固；（12）道光十六年，垫借芦课、杂税等修筑盐城皮大河、丰县顺水堤河。

　　以上水利工程的兴修，都是利国利民的善政，产生了巨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陶、林合作共事做的第三件大事是体恤民情，奏请缓征新赋。1833年夏秋之间，长江大水，沿江州县十之七八被洪水淹没。江苏全省受灾县达63个、卫所8个。为此，林则徐已将秋禾被灾情形查明，请将新旧钱粮蠲缓。可是，祸不单行。十月以后，大雨仍然滂沱不止，致使晚稻完全失收，木棉收成只一二分。林则徐在立冬前后，“亲坐小舟密往各处察看，见其一穗所结多属空稃，半熟之禾变成焦黑，实为先前所不及料”【28】。按照常例秋灾不出九月，九月以后的灾情不许奏请换征。违背常例奏报，不但无奏准之望，还会受到申斥。可是，由于灾情确确实实，而且特别严重，又不容不报。特别是正在缮折陈奏之际，连接道光帝上谕，指责“近年来江苏等省几于无岁不缓，无年不赈，国家经费有常，岂容以展缓旷典，年复一年，视为相沿成例！”还说“该督抚等不肯为国任怨，不以国计为亟，是国家徒有加惠之名，而百姓无受惠之实，无非不堪下吏私充囊橐，大吏只知博取声誉”【29】。皇言如纶，在这样严词谴责之下，一般人是再也不敢奏请缓征的。但是，林则徐体恤到民间疾苦，而且认识到国计与民生的密切关系“朝，廷之度支积贮无一不出于民，故下恤民生，正所以上筹国计”“多宽一分追呼，即多培一分元气”。所以还是冒着极大的风险，恳切陈述实情“今冬，情形，不但无垫米之银，更恐无可买之米”“小民，口食无资，而欲强其完纳，即追呼敲扑，法令亦有时而穷”【30】。恳请将今年新赋，待到来年带征，于国库收入并未减少。考虑到风险太大，同时估计道光会批示陶澍复核实情，因而单衔上奏。

　　果然，道光收到林奏后，即密谕两江总督陶澍复查，特意追问常州府属一律普缓并免于造册一事。陶澍接到谕旨后，即将情况透露给林则徐。林则徐于十二月二十五日、二十九日两次致信陶澍，说明原委，并相应作了一些解释。陶澍在复奏中陈明林则徐所奏均属实情，请求照准。道光接到陶奏，只得允林所请，同意缓征。据说，林则徐这份冒死为民请命、扣人心弦的奏折传出后“争，相传抄，远迩为之纸贵。小民闻之，皆嗟叹聚泣，庆更生”【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