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运动与商人外交(3)

　　二、五四运动与商人外交意识的强化

　　中国商人外交观念的产生发展过程与其外交活动相应，在清末开始萌发，逐渐增强。在接待日本和美国的商人访华团时，工商界的某些上层人物从国际商务合作出发，开始产生商人参与外交的意识。在接待日团时认为：此举是中日两国“社会团体之交通，相与握手言欢，实足代表两国舆论”；“国于今日之世界，不能孤立而无所与”；并表示：“如将来日本人能按最文明之公理以待中国……中国国民未有不愿与日本交好者”。①在接待美团时，有人指出：中美商务合作“实为中美实业家联合之起点”，“中美邦交从此亦愈形坚固”。②到清末民初准备组团回访日本和美国时，开始提出商人外交的概念，指出组团回访日本，“虽纯属国民之外交，然实足为邦交之补助……实为商民联合外交之发轫”③；组团回访美国“为商业外交上不可少之事……为中国商人与外国商人外交之一种事业，将来交接以后定能发生效力”④。在1915年的反对日本“二十一条”活动中，商人的外交观念与保卫国家利权结合在一起，认为商人应与全体国民一起共担救国之责。他们指出：“此次外交失败，决非一时之失败，非一人之失败，实吾国民之不振，自作自受者也。故条件签字，虽出于政府之手，实则吾四万万国民各分担签字之一部，此吾国民所宜自省也。”⑤五四运动之前，商人在外交活动中虽然逐渐产生和明确了商人外交的意识，但是其认识水平仅限于自身进行国际商务合作的需要和对政府外交的后援，从总体上来说尚处于萌芽的阶段。

　　到五四运动时，商人的外交观念则明显增强。五四运动作为一次国民外交运动，它的直接起因可以归结为下述三个方面，并相应地进一步激发了包括商人在内的中国各界民众的外交意识。

　　一是国际上谋求建立平等互利国际关系和世界永久和平的进步潮流，激发了中国商人力图通过外交活动获得国际和平平等关系的愿望。如中华工商保守国际和平研究会、中华国货维持会在给全国商会联合会和各地商会的电报中说：“欧洲大战告终，和议开始，本会鉴于世界大势及将来万国平等方针蕲向”，特组织本会，“冀以促成永久和平，尽世界一分子之天职”。①又在送交巴黎和会的宣言书中说：“迩者欧战告终，为公理卒胜强权之日，各国惩前毖后，将有重造世界之创局，即不合公理之国际关系，皆将诉之于此次和平会议，为世界人道之新纪元……故国际联合会之组织，必以世界之眼光，持世界之主义，本世界光明正大之民意，定一国际公平之条件，无论国之大小强弱，共同遵守……我国领土上、主权上、政治上、经济上，其国际之不平等者，固我国民亟望于此次国际和平大会之主持公道。”②

　　二是中国政府在巴黎和会上惨遭外交失败，引发了包括商人在内的社会各界自主开展外交斗争的使命感。由于政府的软弱无能，中国本应挽回的权利失之交臂，中国人民感到中国的外交不可再指望政府，只有国民起来开展外交斗争，或可挽救中国外交有败无胜的局面。如以工商界为主的北京国民自决会在其成立宣言中明确表示：日本“劫持和会，攘夺我山东，政府懦不可恃，国民若不急图自决，国亡旋踵，同人等组织国民自决会，共图挽救，宣誓即日与日本断绝工商业并各友谊的关系”③。又如上海商学工报联合会在发动罢市的对外宣言中表示了对政府外交的失望：“吾人以北京政府，历年以来所为违反国民公意，损失民国主权之行为，其结果将阻滞中国人民之进步，障碍远东之永久和平。故屡以文电哀吁，求其反省，取消丧失主权之不正当条约，惩办应负责任之外交及军事当局。而政府怙恶不悛……上海中国商民全体，认此为政府故意与国民宣战，非可以口舌喻，已于昨日起一律罢市，以表国民反对政府卖国行为之决心……此乃中国人民最和平最正当之爱国的表示。”①

　　三是列强各国不能平等公正地对待中国，激起了商人力争中国应有国际待遇的紧迫感。如汉口总商会的通电中说：“报载三国会议，关于中国胶州及山东问题办法，于法律公道及中国人之安宁，均成失望……当此人心激烈奋不能忍之时，佥谓中国对于列强，输送华工，不能谓不力；供给原料，不能谓不有功。乃于和平会议之场，竟无平等待遇之事。则此后受人鱼肉，更何待言。”列强居然如此不讲公道，不顾中国之安危，不念中国对世界之贡献，一味侵夺中国主权，使中国人民不能不“同一生不如死之心，与其奴隶而苟存，不如横决而同尽”，以拼死一争。接着便采取拒收日本商店支票的金融抵制办法作为外交斗争的手段。②杭州总商会亦通电作类似的表示：“欧和会议，全国注目。不期我国完全失败，薄海愤恨。民心未死，岂甘受此奇辱。专使列席和会，原为争持国权。今以德人侵我之青岛及其一切权利，竟未能直接归我收回。揆诸公理，安得为平。”人民必须奋起“誓雪国耻”。随即动员商家抵制日货，展开外交斗争。③其他各地商会的抵制日货活动无不出自这种外交斗争的原因。

　　由此可见，五四运动中包括商人在内的国民外交意识的强化，主要是由于列强违背其讲求国际和平平等、遵循公理的诺言，以及中国政府的妥协投降外交所激起的。正如时人所言：从中国在巴黎和会上外交失败的过程中，国民“应得以下四种之觉悟：1、觉现在世界尚非实行公理之时期；2、觉日人还未脱德国派侵略主义欺凌之患，不可不设法抵制；3、觉外交失败，无往非恶劣政府自种恶果；4、觉实行国民之外交与平民主义之外交，是刻不容缓之事”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