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运动与商人外交(2)

　　第三，由依附走向独立。五四运动之前的商人外交活动，由它的被动性而导致依附性，较少独立性和自主性，商人外交活动的发起和展开，或是为了协助政府外交，如反对《华工禁约》活动；或是追随社会各界的外交活动，如反对日本“二十一条”活动；或是附和外国商人的对华外交，如接待日本和美国的商人访华团和组团访美。五四运动中的商人外交活动，开始明显地改变了这种依附性，虽然也存在着协助政府外交和与社会各界联合活动的一面，但是更主要的是开展自己独立、自主的活动，既独立自主地提出自己的外交主张，也独立自主地组织自己的外交活动和决定外交活动的进退。如在中华工商保守国际和平研究会的成立大会上，与会者一致认为：“现在大战告终，公理卒胜强权，各国人多振奋，吾国人更宜振奋，政府固当有政府之一番计划，国民亦当有国民之一番计划。希望此次平和会议公允平正，达世界永久和平之目的。”①

　　五四运动是因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协约各国不能平等处理中国与列强各国的国际关系、中国不能挽回已失权利问题而引起的，虽然这些问题不可能经过一次五四运动就得到解决，但是由此激起的挽回权利、争取国际平等的信念和活动并没有就此停止，而是继续保持下来。同时，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国际外交环境发生了相应的变化。以美国为首的原协约诸国弹起了讲公理、讲平等、讲世界和平的高调，美国总统威尔逊于“1918年1月8日在国会演说和平条件，拟组织国际联合会，其宗旨为各国交互保障其政治自由及土地统辖权，国无大小，一律享同等之利权”②。原协约各国为建立战后国际新秩序而开展的国际交往活动亦趋于频繁，并不得不让作为原协约国之一的中国参加国际活动，使中国在充当国际活动陪衬的同时，也增加了进行外交活动的机会。从而刺激了中国工商界利用各种机会积极开展外交活动，力图借此改善自己进行国际商贸活动的条件，改善中国的国际地位，使商人外交在五四运动中所开创的新水平上继续发展下去。

　　五四运动以后的商人外交，不仅保持和增进了五四运动中商人外交的主动性、直接性和独立性，而且又有新的进步。进步之一是外交活动益趋频繁，呈现出由因事参与转变为时常关注的趋向。五四运动之前，商人外交活动较少，只是在遇到关系国家主权和自身利益的重大外交事件时才介入其中。五四运动之后，商人外交活动明显增加，主要有：1921年底到1922年初参与华盛顿会议；1922年9-11月参加关税研究会；同年10-11月参加太平洋国际商务会议；1925年5月声援五卅运动；同年8月参与关税特别会议；1926年5月上海总商会组团访问日本。此外，讨论外交问题已成为商会会务活动的一项重要内容。如中华全国商会联合会在五四运动以后举行的几次全国代表大会中，都把外交问题作为主要议题之一。1921年10月举行的临时全国代表大会的主题之一是讨论对华盛顿会议的要求，涉及一般外交问题、关税问题、商约问题、收回权利问题等；1922年11月举行的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把外债问题作为主题之一，还讨论了收回辽东半岛问题；1925年4-6月举行的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以废除不平等条约为会议主题之一，涉及关税问题、外交问题和国际关系问题等；同年10-11月举行的临时全国代表大会，以关税自主问题为惟一主题，讨论了实行关税自主和修改税率的具体办法和方案。①

　　进步之二是由国内走向国际。五四运动之前的商人外交活动，除了1915年的中国工商界组团回访美国之外，都是不出国门的外交活动。1915年的组团回访美国虽然走出了国门，但是其外交性质和作用不够明显，主要是一种商务考察和贸易合作活动，对改善两国的政治、经济等方面关系和提高中国的国际地位没有做出任何举动。五四运动以后，走出国门的商人外交活动明显增加，在上列的1922-1926年的6次主要外交活动中有3次是走出国门的，且一次比一次进步。

　　第一次是1921年底派代表出席华盛顿会议。这次外交活动，全国商会与教育会联席会议虽仅推选了余日章和蒋梦麟2人作为参加华盛顿会议的代表，但其商人外交的性质和作用却较为明显。余、蒋两人是商、教两界自行推举的代表，他们的任务是根据商教联席会议议决的商、教两界对华盛顿会议的要求精神，“赴美宣传民意”①，并协助和监督政府代表的工作，力争实现中国政府和商、教两界的要求。在参与会议的过程中，他们两人也不负所托，联络中国留美学生积极开展后援活动；主动向政府代表献计献策；广泛宣传中国要求平等和平的合理愿望以取得美国各界民众的理解；在山东问题遇阻时，建议“拒绝直接(与日本)交涉，提出大会公决”，如被拒绝，便宣告脱会。②从而阻止了北京政府的妥协方案，取得了美、英等与会国的重视和同情，终于基本解决了巴黎和会未曾解决的山东问题，使中国的主权有所挽回，国际地位有所改善。

　　第二次是1922年10-11月参加在美国檀香山举行的太平洋商务会议。这次会议是一次沿太平洋各国的商务外交会议，由沿太平洋的十余个国家参加，“目的为联络感情，交换意见，却除隔阂，共谋今后商务上之发展”，讨论的主要议题是：中国对于太平洋地区商务的重要性；交通与运输；物资的改良及保护；经济与投资；国际关系等。中国参加会议的代表团由工商各界自行推举代表经政府批准而组成，计有上海总商会推举的穆藕初、赵晋卿、郑希陶，上海华商纱厂联合会推举的毕云程，上海工商研究会推举的赵桂芬。中国代表团此行“抱有二大宗旨，一以中国之真实进步告知各国，俾却除以前之误会，以发展今后之商务；二研究各国之真实情形，以为国民对外之准备”③。可以说这是一次比较纯正的商人外交活动，旨在为中国的经济发展谋求有利的国际环境。

　　第三次是1926年5月上海总商会组团访问日本。中国商人此次组团访日的起因，在日本方面是受五卅运动的刺激企图缓和中日关系，提出所谓实施“中日亲善”的计划，由日本全国商业会议所连合会出面邀请上海总商会组团前往访问，作为其实施“中日亲善”的第一步；上海总商会则希望借助五卅运动的余力，将计就计，试图利用“中日亲善”的口号，敦促日本改变对中国的侵略行为，于是接受了这次邀请，其外交动机是十分明显的。该访问团由60多人组成，大多数为上海总商会的会董和会员，也有北京、汉口、奉天、江西、蚌埠、无锡、芜湖等地的一些实业界重要人物在内，以上海总商会会长虞洽卿为团长，是一个纯粹的商人访问团。中国商人此次访日活动的主要内容，既以经济外交活动为主，访问了神户、大阪、奈良、京都、名古屋、东京、横滨、长崎等重要工商业城市，与各地的日本工商界进行了广泛的接触，旨在“联络两国工商界的感情”；又继续巴黎和会和华盛顿会议以来改善中日国际关系的努力，并对日本提出的所谓“中日亲善”作出反响，以调查研究日本“国民对于中日两国关系之观念”为主要目的之一。明确向日本工商界表明：“本团此行，一方面固为实业上之观摩，同时亦负有增进邦交之使命”，两国经贸关系的增进，要以政治关系的改善为基础，应彻底废除“二十一条”等不平等条约，建立平等互利的国际关系。否则中日之间不可能建立真正的“亲善”关系，也难以增进两国的经贸关系。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