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运动与商人外交

　　所谓商人外交，从外交活动的主体来说，它是国民外交的一个组成部分，是指商人的有组织的对外交往活动，内中包括商人独立的外交活动和商人与政府合作的外交活动，又包括商人直接的外交活动和间接的外交后援活动，但是不包括商人个人的外事活动；从外交活动的内涵来说，它是民间经济外交的主体，也就是一种把经济利益作为主要目标，或作为主要手段以达到其他目标的国民外交。这种商人外交，是近代国际关系的产物，在近代中国则是在商会产生以后随着中国对外关系的变化而出现和发展起来的。

　　五四运动在中国近代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它对近代中国的政治、文化、经济和社会风俗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也是以往五四运动研究的主要内容。但是，从五四运动本身的直接起因、目的和主体来讲，它是一次在特殊的国际和国内环境下发生的大规模的国民外交运动。从国民外交运动的角度来说，商人对五四运动的广泛参与，也就是一次重大的商人外交运动。商人在五四运动中的表现和作用已有不少论述，但缺乏从商人外交的角度加以研究。

　　本文试图通过考察1905年到1926年之间以商会等商人团体为主体的商人外交活动，论述五四运动前后商人外交的发展状态，并显示五四运动对近代中国商人外交的影响。

　　一、五四运动与商人外交活动的进步

　　五四运动是在特殊的时事背景下爆发的。1919年1月，作为第一次世界大战战胜国的协约各国在巴黎举行和会，讨论世界和平问题，分配胜利果实。中国作为协约国之一，理应在一定程度上改善自己的国际地位，收回以往被战败国德国所侵占的领土和权利。因此，工商界和其他社会各界对巴黎和会抱有很大的希望，一心以为“值此强权消灭，公理大伸之日，大可仰望伸眉，沥诉身受之苦，所谓千载一时，殆在此欤!”可望“稍挽百十年国际上的失败”，此后“能与英、法、美并驾齐驱”。①他们对巴黎和会的情况十分关注，一开始就向和会及中国政府表明自己的愿望和态度，并企盼着从巴黎传来理想中的佳音。但是，巴黎和会的结局不仅没能使中国的国际地位得到任何改善，而且甚至把被德国所占的青岛和山东的领土和权利也转移给了日本，而中国政府派出的与会代表竟然准备在和约上签字。巴黎和会的这种严重违背公理、践踏中国主权的做法，以及中国政府的软弱妥协态度，不仅使工商界和社会各界大失所望，而且激起了他们极大的愤怒，决心以自己的力量迫使巴黎和会改变公然剥夺中国主权的做法，促使中国政府拒绝在和约上签字。这种时事背景是以往工商界所参与的外交事件所没有的，这使工商界在介入这次外交事件中做出了前所未有的表现，把商人外交活动推进到一个新的水平。其具体表现有下列几个方面：

　　第一，由被动变为主动。在五四运动之前，商人的外交活动主要有4次，即1905年的反对美国强迫中国续订《华工禁约》活动；1910年的接待日本和美国太平洋沿岸地区的商人访华团；1915年的组团访问美国和参与抵制日本“二十一条”活动。①在这4次外交活动中，商人都处于被动的状态，前后两次是受社会各界的影响而介入的，中间两次是在外国商人外交的带动下而展开的。五四运动中的商人外交，则由商人自己发起，且领先于社会各界，表现出明显的主动性。在巴黎和会尚未正式开始的1918年12月5日，就有上海工商界领袖人物张謇、朱佩珍、沈镛发起组织了“凡民国商界中各业团体代表及各业个人皆得为本会会员”的“主张国际税法平等会”，“以要求本国议和专使在欧洲平和会中主张税法平等为宗旨”。②第二天，上海工商界各团体数百人又联合开会，讨论对巴黎和会的意见，并决定成立“中华工商保守国际和平研究会”③，力图为国际和平事业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接着于1919年1月27日拟就一份对外宣言，向巴黎和会表明中国工商界的要求，希望能使“全国人民得与世界万国享同等福利”①。这一宣言在得到全国“不下百余处”商会的赞同后，即于2月底送交巴黎和会。②此后，工商界密切注视巴黎和会的进程，随时向和会和中国政府表明自己的态度和主张。2月6日，上海洋货商业公会、出口公会等工商界团体，在得知日本通过中国驻日本大使向中国政府施加压力，企图强迫中国政府改变中国代表向巴黎和会提出的合理要求的消息后，立即致电政府说：“欧会(即巴黎和会)我国代表发言提议，应得自主，岂容他国箝制!外使到部无理要求，务请严词拒绝，以保主权，庶达国民公意，而免贻笑友邦。”③接着中华工商保守国际和平研究会和国货维持会也于2月15日向政府发出类似通电，认为中国代表在巴黎和会上的发言是称职的，“若日使再有恫吓行为，我工商当坚决对待之，请政府谢绝干涉，坚持到底”④。当巴黎和会无视中国的要求和呼吁，竟然背着中国代表团在《凡尔赛和约》中做出把德国在山东攫取的特权全部转让给日本的规定，而中国代表在政府的训令下准备签字时，以上海商业公团联合会为首的工商界，又即刻向在巴黎的中国代表团和政府分别发出通电，要求“坚持直接归还青岛到底万不得已则退出和会，决不签字”。⑤

　　第二，由间接转向直接。五四运动之前的商人外交活动，大多是作为政府外交的后援力量，处于间接外交的后台活动状态。这种状态在1905年的反对续订《华工禁约》和1915年的抵制日本“二十一条”活动中，表现得十分明显，工商界主要是以抵制美货和日货的办法支援政府外交。1910年的接待日本和美国商人访华团活动和1915年的组团回访美国活动，虽然没有明显的政府外交后援性质，但也具有一定的与政府合作的色彩，且其内容仅限于经济事务。①到五四运动时，商人外交从一开始就以直接向巴黎和会提出自己要求和主张的姿态出现，从而走上了直接外交的前台。在其所进行的活动中，虽然也向本国政府提出了自己的主张和建议，后来还采取了抵制日货、罢市和抗税的手段，以此协迫政府拒绝签约和惩办国贼，但是已不是纯粹的政府外交的后援活动，这些行动在很大程度是为了表明自己的外交态度，并成为其直接外交活动的一个组成部分。如上海书业商会的停业公告说：“各同业均于5月9日停业一天，一方对于欧洲和会表示吾国民之决心，一方对于北京学生表示敬意。”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