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初年广东的民间武器(5)

　　但政府在一些地方的收缴行动遇到激烈反抗。1924年10月滇军到清远县收缴商团武器时，当地商团与乡团“纠合数千人”围攻县城。11月，福军数百人到南海县西樵收缴枪支，与乡团发生冲突，报纸用“炮火连天”来描述当时的战况，“所有西樵百余乡之乡团，均武装出队，某军亦加派大队至援”。政府显然没有能力对涉及事变的数以十万计的商团、乡团实施缴械，所以，在事变平息、部分商团的枪械被缴以后，政府宣布保护“各属乡团”和“良善商团”，不再实施缴械。

　　事变期间和事变后，政府发布一系列法规加强民间武器的管制，省政府鉴于枪照“前时向非由一机关颁发，格式既异，检查自难”，乃制订新章程，规定“查验执照事项由省政府军事厅主管”，执行则由广州公安局以及各地县署、警局。稍后，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又制订《禁止海陆军及人民私自买卖军装枪弹简明条例》23条，这个条例规定军事委员会是武器执照的主管机关，条例一些具体规定也与广东省的章程有所不同，例如枪照的价格；又如省的章程只允许民间申请持有长短枪，但军事委员会的条例则规定可申请持有“水旱机关枪、手机关枪、大炮等”。因为两项法令有抵触之处，而广东省的章程颁布办理在先，所以，军事委员会决定，发照仍由军事委员会主管，但广州市的民间武器“仍由市公安局遵照省府颁行章程办理”。稍后又颁布条例规定：“省政府及其所辖之各市县与警察民团等需用械弹时，得由省政府向军事委员会请领”；又规定：“军需部补充省政府枪支，新旧合计每省全数不得过一师，子弹每枪不得过二百颗，但有特别情形时，不在此限”。北伐开始以后，枪照的最后核准权又改归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

　　这些条例总的精神是要收紧对民间武器的政策，但前后的变化又反映出法规的制定者不得不迁就广东的现实，如对民间是否可以合法持有机枪、大炮等重型武器，最初省政府的条例是不允许的，但后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和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的条例则是允许的。政府当日不可能有能力彻底解决广东民间武器充斥的问题，在商团事变后，民间武器的减少程度几乎可以忽略不计，政府对民间武器也未能实现有效的管制。

　　四

　　民国初年的广东好像是个硝烟四起的大战场，除了孙中山与军阀的斗争、军阀混战外，随时还有规模不等的其他战事：军警剿匪、盗匪火并、乡村械斗、团匪对抗、军团冲突等；关于这些战事的报道，经常都会提到新式武器。在广东（尤其是在珠三角地区），武器进入了城乡居民的日常生活，例如，华侨聚居的台山、开平、恩平等县建立了大量碉楼（多数是合民居和堡垒为一体的建筑），仅开平一县，全盛时期有3000多座，现存还有1800多座，大多数建成于20世纪20年代前后，所有的碉楼都有多个射击孔，华侨还从国外购回枪支弹药、探照灯、发电机、报警器作自卫之用。在不少地方，新式枪械成为在民间特别普及的重工业产品。

　　民间武器又是民国初年影响广东政局的重要因素。国内其他城市的商人，很少能像广州商人那样对政权更迭产生那样大的影响，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广州有一支武器精良的商团军。商团事变的前因后果虽很复杂，但导火线则是“扣械”，政府和商团围绕着被扣武器进行了长达两个多月的较量，以至商团方面事后仍把事变称作“广东扣械潮”。事变中全省各地十几万商团、乡团卷入对抗政府的政治行动，也是因为拥有大量武器而有恃无恐。广东各地乡团经常介入政治派系之间的军事斗争，如1923年上半年，粤汉铁路沿线一带的乡团站在孙中山一方击败沈鸿英的部队，孙中山在表彰通令中，称他们是“深明大义，乘机杀贼，或协助我军作战，或扰乱逆贼后方，致收迅克之功”。而粤北仁化县的乡团，却以武力抗拒听命于孙中山的谭延部湘军通过。1925年9月，大元帅府命令粤军将卓仁机旅缴械，执行缴械任务的是卓旅驻地台山县的乡团。

　　时人说，“民间宿兵，实为祸乱之阶”。按照中国政治文化的传统，部分民间武器即使原来出于“自卫”而存在，但在一定条件下，也有可能演变成为地方权势集团和人物对下作为阶级压迫、对上作为挑战政府权威的工具。在民国初年，广东商、绅等地方精英借助所掌握的民间武器控制地方社会，维护、扩大自身利益，当政府要把统治深入到城乡基层社会的时候，这些武器就可能是重大的阻力。

　　我们无意把“国家”与“社会”简单地视为两极，但民国初年广东民间武器的泛滥无疑是“国家”对基层社会失控的结果，而这个结果又进一步使基层社会与“国家”进一步疏离。随着清末以后传统的官—绅—民的社会控制模式的解体，民国初期广东民间武力膨胀，地方社会权势也形成了新的格局。我们认为，在民国初年，特别到了20世纪20年代，广东乡村地区的基层权力机构主要是保卫团局，基本上由直接掌握武力的人物为主导。商团、乡团等成为独立、半独立于政府控制之外的武力。广州的报纸曾说：“商团组织，俨如军队，手持武器，而不守军纪。则吾不知其以普通人民自居，抑以军人自处也!”1923年，孙中山有一次与鲍罗廷一同乘船视察广州附近的水道和炮台，途中遭到不知来自何人的枪击，一名水手被打死。鲍罗廷认为“袭击来自农民，他们手执武器保卫自己的稻田”。无论开枪的是乡团、普通乡民还是盗匪，民间武器的子弹居然打到大元帅的座船上，此事正可视作对政府权威的轻视甚至挑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