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初年广东的民间武器(2)

　　1924年10月《香港华字日报》的一篇文章说：“中国枪械以广东为最多，合商团乡团各种自卫枪械与现役军队并土匪等军，共有四百万（支）。”据丁文江统计，1924年前后广东境内的各派军队总数为16万余。但当时的军队的装备率不能达到一兵一枪，如在粤湘军，1923年底来到广东时有3万余人，枪才115万支；东江战事后，人枪都有损失，剩下2万余人，112万余条枪。这样看来，军警的枪械总数也不过十几万，尚不及民间武器数量的零头。

　　当然，所有关于当日广东民间武器的数字都不可能来自科学、权威的统计，各项调查统计的标准也不一致，今天我们更无法对这些数字进行核实。但是，根据这些不确切的数字，再结合其他资料，基本上可以作出这样的结论：在20世纪20年代的广东，民间武器的数量大大超过军警；在某些特殊的情况下（例如广州商团以及部分盗匪团伙），民间武器的质量也超过军警。

　　二

　　讨论民国初年广东的民间武器，必须从晚清说起。在两次鸦片战争和红兵起义后，广东出现了“地方武力化”的情况，从此民间武器泛滥。虽然官府一再重申枪支的禁令，但禁而不止，“无知顽民往往私行携带”，“不法匪徒往往暗带洋枪，游行城乡”。无论是“民”还是“匪”，都拥有大量的武器。

　　从清末到民国初年，广东是国内社会变迁迅速、经济发展较快的省份，也是新旧政治力量角逐的重要舞台，又因盗匪横行而有“盗甲天下”之称。康梁的保皇会，孙中山的革命党，都以广东为起事的首选地区。民国初年，广东局势动荡，战乱频仍，从1911年到1923年，统治广东的政权更迭了六次，每次都是军事斗争的结果。战乱和动荡使广东的各个政府无法对基层社会，特别是农村实行有效的控制，盗匪问题变得越来越严重，1925年报纸说，“匪氛之炽，迄今日而已极”。从辛亥革命前后到1920年代，是广东历史上盗匪活动的高峰期。一方面是盗匪的高度武装化，另一方面，在“官之卫民，不如民自卫”的口号下，城乡的各种团体和个人纷纷购置武器，组织武力，在城镇建立了商团，在广大乡村则是规模不一的乡团。到了大革命兴起以后，革命政府又扶持工团、农团（农民自卫军）。于是，除军警以外，广东到处都是合法（商团、乡团、工团、农团等）和非法（匪伙）的武装团体。稍为富裕的居民，也会设法购买武器。难怪当时有人说：“大约广东人喜欢买枪自卫，这是无庸讳言的。”

　　这些非官方的武装团体和私人拥有的武器，大体上来源于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取得官府允准“合法”购买。在清朝末年，官府已经有允准大宗进口枪械的先例，如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十一月，广东厘务局曾批准新宁县（民国后改名台山县）上三都一次进口团枪1550支。1915年，高要县知事因办乡团需要，一次就向省当局“请领旧式村田枪五千枝，各配码二百”；当年，其他地方也是“纷纷赴省请领枪械，以资防卫，每县多者数千杆，少者亦数百杆”。在引发1924年商团事变的扣械事件中，广州商团从大本营军政部申请得护照，允准一次从外国购进步枪4850枝、子弹115万颗，驳壳手枪4331支、子弹206万颗，其他型号的大小手枪660支、子弹16142万颗。商团利用这个护照还加购手机关枪42支。商团方面称：“商团购买枪支，是历届广东政府许可的。龙济光时代，曾经向洋行购买过一次，龙济光发给护照……莫荣新、陈炯明时代，亦曾向政府零星购买。”

　　政府也经常会把兵工厂生产的枪支，经过一定手续卖给商团、乡团。1924年兵工厂制定新的“民团领枪章程”，允许民团通过政府向兵工厂直接购买枪械，“所有发出新枪，均由该厂加盖枪烙，书明‘民团枪枝’字样，并编列号码，然后解送”。各县民团踊跃备价领枪，台山县第一批领枪360支，政府还派军队、军舰护送。高要县长通过古应芬介绍，直接向孙中山提出备价请领枪500支的申请。1924年6月，台山大塘堡“申请备价请领团练枪械百余杆”，省署审核时只是对该团“枪械是否缺乏，应否添购至百余杆之多”有疑问，乃命令台山县“即饬该乡团董具结报县，复查明确，加结专呈”。可见，即使是一个乡镇一次购买大量枪械的申请，只要团、县作出担保，也会得到允准。

　　第二，从国外、港澳、广州湾走私是民间获取武器的另一重要渠道。在清末民初，武器走私十分严重。1904年两广总督岑春煊奏折称，“粤东地处海滨，夙称多盗。自通商以后，轮船往来，外洋快枪购置便易，匪徒恃其利器，凶焰益张”。军火走私利润很高。在清末，“寻常毛瑟、拗兰短枪值仅数元，购来资盗资匪值十余元、数十元不等，利市十倍，奸商设肆，倚澳门为薮”。“香港快枪每枝价银不过七元之谱，而转卖与内地匪徒，每枝可得价银二十余元，大利所在，群争趋之”。民国初年，当时被视为精利武器的驳壳手枪，“在洋界私卖，每支不过用银四十余两，一入内地，可售一百余元”，于是私运者“纷纷不绝”。1908年，日本商船二辰丸因私运军火在澳门附近海面被中国海军查获，从而引发了一场中日外交纠纷。这次，澳门华商广和店向日本私自订购的军火本来共有160箱，在二辰丸被查获的仅为40箱，这40箱军火包括960支村田枪、500支单响毛瑟枪、44支文耨士十三响马枪。

　　海关对广东的军火走私感到无能为力，1913年粤海关税务司多次接到从香港走私进口军火的情报，但总税务司则密函指示“此乃属地方警察的任务”。1914年2月，更是明确指示粤海关税务司：“海关的任务是竭力搞好征税，查缉军火不属海关工作范围。”当时有军火走私的情报，海关都不去认真查缉。由于战乱以及缉私装备落后等原因，军警对广东的军火走私也难以有效遏止。因为武器在广东有巨大的市场，在民国初年，民间可以“随时随地私自买卖军装枪械”。拱北海关称，“尽管确实推行过一些限制军火交易的措施，可是如果不切实禁止售卖军火，此等措施实在是形同虚设”。广东盗匪经常出入港澳、广州湾（湛江）采购武器。时人指出，“广东土匪的枪械，有时比军队还犀利，这些枪械除小数是不法军人及土豪劣绅所私造的外，大都是从香港及澳门运来的”；“土匪劫杀凶品———枪弹特别是驳壳弹———可以从香港购回及广州湾法帝国主义者之成千成万供给”。有的民团也不报告政府私行采购枪支。1914年11月，水上警察厅缉获一批“形迹可疑”的军火，查明实是南海、三水两县乡团所购买的武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