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初年广东的民间武器(3)

　　第三，清末民初的革命运动，使不少武器流入广东。在清末，康梁保皇会曾采购武器，从港澳运入广东，武装当地的会党分子及盗匪。孙中山从1895年起一直把广东作为反清起义的主攻地点，每次都从境外输入武器。这些都是研究中国近代史的学者很熟悉的史实，本文自不必赘述。事后，这些枪械也大都流散民间，甚至落入盗匪手中。民国以后，革命党人继续这种武装斗争的方式，例如，为讨伐龙济光，中华革命党人私运武器，发动军队及绿林队伍起事。江门知事张锦芳说：“‘乱党’机关，多在澳门，其私运军火，皆系扒艇担任。”1915年9月军警在芷洲河面截获的一艘钓艇，“内载驳壳子弹一万五千颗”，据称系在澳门的“乱党”所托，转交给健儿团首领梁奇石、胜义堂首领苏泉的。

　　民国初年广东民间武器泛滥，还与革命党人大量发动民军有关。辛亥革命时期到民国初年，在广东，民军一词通常指以盗匪为骨干的非正规军队。1911年11月广东的光复，民国后孙中山三次在广东建立革命政权，都不同程度地发动了民军。革命党人往往给民军提供一些武器，民军打着革命的旗号时也会自行扩充人枪。然而，民军只是被利用的对象，事后多数会遣散，遣散时革命党人的政府既不能安排他们的生计，也无法把他们的武器全部收缴。例如，1912年广东军政府大量遣散民军，民军“多半携械遁去，间有被政府缴去者”。这些民军无论重操旧业还是加入了商团、乡团，都会使民间武器数量进一步增加。

　　第四，民国初年广东频繁的战事，造成大量军队枪械散落民间。1917年，广东当局发出的收枪训令说：“本省上年乱事，军队失去枪枝，民间拾获不少”。因为枪支既是值钱的商品，又可以用于自卫或谋生，所以，败散的军人往往带走武器，或落草为寇，或把枪出售。1919年秋，龙济光的军长李嘉品部在雷州半岛被林虎、马济等打败，其脱队的散兵游勇，有的把枪械卖给了李福隆匪帮，也有的干脆带枪入伙为匪。1925年陈炯明的军队被东征军打败，“散落于各地的枪弹为数颇多”，彭湃带人去收枪，在海丰县的鹿境一次就收回了300多支。军人盗卖枪支之事，也是屡有发生。1924年2月，由于“近有不肖官兵，胆敢私卖枪械”，东路讨贼军总司令部重申禁令：严禁官兵私卖枪械，违者将枪决。还有军官“将廉价在兵工厂领得之枪支，转卖与非军籍之商民，以图厚利”。

　　第五，土造枪械也是民间武器的一个重要来源。前文已经提到，广东的民间武器相当大一部分是土造的。关于土造武器产销的情况，不可能找到详尽资料，但当时报纸对此经常有报道。1924年初，官府侦悉高要县六步圩有人私造枪支，经搜查，“起获造成枪枝无算”。1924年11月，军队在南海县朗心乡商团长谭良予家中搜获“铸银印模数个、机关枪弹盘及造枪机器、材料甚多”。1926年12月，在顺德查出私造武器的机关七处，查获“制成未成之枪炮原料多箱，大小机器数十副”。

　　即使在军警林立的广州市，土造枪械的产销也相当畅顺。广属警备司令的布告提到“不法之徒，胆敢在省城地方，私自制做（造）枪、弹”。据当时报道，广州市河南尾之小港（今属海珠区）、番禺县属之元江、新造等地有不少“私铸枪、弹机关”，这些工场采用集股的办法，雇用工人生产，工人“每造起一枪，得每元二成之佣银”，还有经纪人推销枪支。广州市卖麻街、米市街、教育路的和记等9个店铺，也被搜出“各种枪械及私造枪械之机件”，结果店东、店员多人以“私自制造枪械”、“接济匪徒之嫌疑”被判处有期徒刑或拘役。1926年4月，警察在广州市河南太平坊一个枪械私造点搜查出“枪支、枪身各机件及制枪机器等，共一船之多”。这些报道说明土造枪械在广东的城乡有一定的普遍性。

　　三

　　中国历史上任何一个政权都不希望民间有大量的武器。但民国初年的广东统治者，无论其为革命党人还是军阀，都没有办法建立一个强有力的政府。面对日益增加的民间武器，历届广东政府也想加以限制，试图把合法的民间自卫武器纳入管理的范围，希望这些武器成为协助政府维护统治秩序的工具，同时收缴非法持有的武器。

　　地方政府经常举行清乡，行动的目标主要就是清除盗匪、收缴武器。1912—1913年，革命党人胡汉民、陈炯明的军政府举行了持续一年的大规模清乡，但时人的评论是：“举办清乡，搜查军火，治盗者久持之不二法门矣!然行之经年，盗贼未尝少衰，军火较前转盛。”此后十多年，广东的盗匪是越清越多，盗匪手中的武器则越来越精利。

　　有时，官方也采取过“收枪”的办法以减少武器的流散。1912年，广东军政府遣散民军，曾表示“所有器械由政府给价收回”。1917年3月广东当局也曾公布一个《收枪给价条规》，要求“自通告之日起，限一月内报缴，如逾限不报，或以多报少，一经查觉，或被告发，即以私藏军火论罪”。但是，政府收枪的价格却远低于“市场价”，在政府无力“言出法随”的情况下，其结果也就不难想见。

　　历届广东政府都禁止私人非法藏有枪支，是否合法以有无“枪照”为断。1913年广东“二次革命”失败后，龙济光政府在省城收缴枪械，重申“如藏有枪支子弹，未经领有护照者，无论个人购买，或在政府请领，均不得私自藏储”；但对违反者，如非政治上的敌人，处刑并不算重。政府对乡团“请领”枪械的限制很大程度是象征性的。如1913年底省长要求各地筹办乡团，需用枪械，“须由县知事切实查明，饬令办团主持人备足枪价，并须由该知事会同主任人，出具无济匪情事，愿以身保切结，转送到署，函请都督核准，方能给发”。1915年，龙济光还宣布：“粤省地方，素称多盗，人民为自卫计，往购置枪炮，以备不虞，时势使然，向未禁止。”

　　从清末到1920年代，政府一直强调对合法的民间武器要“核发枪照”。只要经过一定手续、获得批准、缴纳验枪费并注册，就可领到枪照。“核发枪照”既是政府管理枪械的手段，也是财政收入的来源。民间团体无论是向兵工厂还是从其他途径购入的枪支，“请领”价都远高于实际价格。在清末，村田枪在日本的批发价不过每支3104元。1924年商团所构枪械“所买入长短枪计每支实价廿余元”如此看来，武器等于是一种高税费的特殊商品。民国时期统治广东的历届政权无不时时处在财政困难之中，“请领”武器带来的财政收入不可能被忽视，而且，“请领”武器要经过层层审核，经手的官员也往往有利可图，这些也都是枪械大量“合法”地流向民间的一个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