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曾国藩治军思想(5)
辛亥革命网 2011-06-02 00:00 来源：求索 作者：李育民 查看：
“明”指的是办事能力。他说，“大抵莅事以明字为第一要义；”（《曾胡治兵语录》，《蔡松坡遗集》二。）“明”有两种，一种是“高明”，即远见卓识；一种是“精明”，即窥事精细。具体来说，“居高位者”必须“知人晓事”，否则“终古相背而驰”（《曾文正公全集·书札》。），不能称职。低级将官则要明白事理，熟悉营务。怎样才能获得“明”呢？按照儒家的说法，人的才智都是天分，非人力之所能及，因此曾国藩也认为：“勤、恕、廉三字皆可勉强做得到，惟明字甚不易学。”（《曾文正公全集·批牍》。）但他又从“功可强成，名可强立”的唯意志论出发，认为：“凡人才高下，视其志趣，卑者安流俗庸陋之规而日趋污下，高者慕往哲隆盛之轨而日即高明。”（《曾胡治兵语录》，《蔡松坡遗集》二。）更进一步，他将“明”提到区别君子、小人的高度：“今日能知人晓事为君子，明日不知人晓事为小人。”（《曾文正公全集·书札》。）这样，“明”也就成了伦理道德修养问题。因而，人的“明”可以通过“培养磨炼”获得，只要从“勤”字上下功夫，“凡事精细考究，多看多做，多问多想”，就能获得“明”。因此，他把“陶熔造就”当作“一种树人之道”，即培养人才的方法。
“勤恕廉明”的作用，可以归纳为两点：□“勤”与“明”的功用是增强湘军作战能力。强调“勤”字，在平时严格训培，要求将卒忍受跋涉之累，饥寒之苦，以适应战争之艰辛，提高军队的作战能力。强调“明”字，重视人才培养之道，使湘军磨炼出一些较有“才干”的将领，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因重德出现的“才不足”的状况。曾国藩的幕僚薛福成说，曾国藩“知人之鉴为世所宗，而幕府宾僚，尤极一时之盛。”（薛福成：《叙曾文正公幕府宾僚》，《庸庵全集·文编》。）足见曾在“明”上所收功效。显然，“勤”与“明”，对提高湘军的军事素质起了重要的作用。□“恕”与“廉”的功用是协调湘军内部关系，从精神、物质两方面最大限度地减少将士之间的利害冲突。这一点也收到一定效果。尤其是“恕”，使那些拙朴的农民很容易被“感化”，怀着报恩的心理效命主将。蔡锷对此曾极为赞赏，他说：“带兵如父兄之带子弟一语最为慈仁贴切，能以此存心，则古今带兵格言，千言万语，皆可付之一炬”（《曾胡治兵语录》，《蔡松坡遗集》二。），湘军虽未能“几如家人骨肉之联为一体”，但内部矛盾较少，作战较为合协，轻易不能将其打散，“恕”道无疑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
曾国藩的军事“成就”主要在于治军，韬略机谋、运筹帷幄并非所长。如他自己所说：“鄙人教练之才，非战阵之才。”（《曾文正公全集·书札》。）上述三个方面，只是他治军思想的梗概。我们看到，从指导思想到治军原则和方法的提出，都本于程朱理学。因而，时人称他的“成功”在于“学问”。青年时代的毛泽东在未转变为共产主义者以前，也同样认为，由于曾国藩学有“本源”，“收拾洪杨一役而完满无缺”（湖南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毛泽东早期哲学思想研究》第20页。）。显然，以“礼”，即运用儒术是曾国藩治军的基本特点。笔者认为，儒术本身并无多大神通，他的“成功”，主要还在于其治军思想包含着合乎军事规律的东西。如强调政治、军事素质，从严的原则，注意争取民心，重视内部的协调统一等等，这些都是克敌制胜的必备条件，曾国藩只不过是把它们同“程朱理学”揉合在一起罢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