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曾国藩治军思想(4)
辛亥革命网 2011-06-02 00:00 来源：求索 作者：李育民 查看：
“刚柔互用，宽严相济”这套中庸之道的统治术，曾国藩运用得相当娴熟。一方面，宽之以“名利”，致使“湘中勇夫赴江西、湖北投效者，络绎不绝，父缺子代，此往彼归”《曾文正公全集·奏稿》。）。另一方面，严之以“礼义”，整饬军纪，在一定时期注重了军民关系，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清政失民的状况。曾国藩曾自我吹嘘说：“我现在军中，声名极好，所过之处，百姓爆竹焚香跪迎，送钱米猪羊犒军者络绎不绝”（《曾国藩家书》。）。清末资产阶级革命家章太炎对曾效忠清廷是不满的，但认为曾国藩行事“犹足以惬人心者，盖亦多矣”，其一就是“杀官司之威，民之得伸自曾左始也”。（章炳麟：《检论·近思》。）
但是，曾国藩的“严之以礼义”和“宽之以名利”，本身存在着矛盾，不能贯彻始终。例如，在湘军前期，为了与太平军争民心，对“不扰民”有所注意，但到后期，“扰民被控之案层见叠出”（《曾文正公全集·批牍》。），禁不胜禁，攻破南京后大肆劫掠，乃是曾国藩所特许，属于“宽之以利”的范围，更充分暴露其封建统治阶级的残暴本性了。
三、勤恕廉明 修己治人
曾国藩治军的基本方法是运用儒家伦理哲学，从自己做起，“修己治人”，达到治国平天下的目的。这是他治军的第三个特点。
“修己”的内容就是“勤恕廉明”，他说，“带兵之道，勤恕廉明四字缺一不可”（《曾文正公全集·日记》。），“勤以治事，恕以待人，廉以服众，明以应务。四字兼全可为名将，可为好官，不论文武大小，到处皆行得通”（《曾文正公全集·批牍》。）。
所谓“勤”，其基本要求是不使身心有一刻之怠惰。曾国藩认为，“古之成大业者，多自克勤小物而来。百尺之楼，基于平地，千丈之帛，一尺一寸之所积也”（《曾文正公全集·杂著》。）。因此，“治军之道以勤字为先”（《曾文正公全集·日记》。）。平时军务，如点名看操，修墙查街；战时如查看地形，事无巨细，都要亲自去办。训练兵勇必须如鸡伏卵，如炉炼丹那样昼夜操劳，不可须臾离开。闲暇时则读书，练字，不使脑子休息。若此，才能使军队作到营伍不紊，训练不废，惰气不生，士气不衰，“营伍常有奋兴象”。曾国藩自己对这个“勤”字更是身体力行，一丝不苟。他不仅以自己的“兢兢自持，行之有年”对部属作现身说法，并诱之以官禄，说，“能吃天下第一等苦，乃能做天下第一等人”（《曾文正公全集·批牍》。）。
所谓“恕”，也就是“仁”，曾国藩解释说，“圣门好言仁，仁即恕也。”做到了“仁”，则“欲立立人，欲达达人”，“处处行得通”。他把“恕”道看作是维系湘军团结的重要方法，提出“治军如治家”的方针。他说，“大抵治军譬如治家，兄弟不和则家必败，将帅不和则军必败。”《曾文正公全集·奏稿》。）因此，上下要“以情意相孚感”。在下者要“尊上”，如子弟之事其父兄；在上者要用威信，恩信“如父兄之管子弟”；各统领营官之间，要以“平恕之心”相待，“处处严于责己而薄于责人”（《曾胡治兵语录》，《蔡松坡遗集》二。）。这样从横竖两方面联络感情，维系内部团结。
“恕”仅是精神上的把戏，并未能处理将卒之间的物质利益关系。曾国藩知道，“凡带勇之人，皆不免稍肥私囊”，这是军心最为敏感的问题。因此，他试图以“廉”来解决这一难题。他反复训诫部属要以“廉”自守，“为统帅者，欲服将士之心，在不争将士之利”（《曾文正公全集·批牍》。）。他制订的劝诫条例也反复说：“欲服军心，必先尚廉介”（《曾文正公全集·杂著》。）。他自己以“不要钱”为标榜，希冀僚属效法此风，洁清自矢，不“与同辈争薪水，与士卒争毫厘”。为此，他又在制度上作出种种规定，即以各种名目让将官获得厚利，名曰“养廉”，使他们不与士卒争利，尽可能使将官与士卒的矛盾降到最低限度。尽管如此，其实际作用却非常有限。曾国藩自己在日记中写道：“军中乃争权絜势之场……求其贞白不移，淡泊自守而又足以驱使群力者，颇难其道尔！”（《曾文正公全集·日记》。）湘军中除了几个像左宗棠，李续宾那样的“廉将”之外，绝大多数都是些“作名利双收之想”的利禄熏心之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