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曾国藩治军思想
辛亥革命网 2011-06-02 00:00 来源：求索 作者：李育民 查看：
太平天国的失败，有着种种原因，其一就是它遇到了强悍的对手——湘军。剖析湘军魁首曾国藩的治军思想，有助于我们了解这支军队为什么较绿营有更大的能量，竟能使奄奄一息的清王朝起死回生，苟延残喘于一时。
曾国藩曾从倭仁、唐鉴讲习程朱理学，是理学经世派的代表。在他看来，“军旅战争食货凌杂，皆礼家所应讨论之事”（《曾文正公全集·书札》）。所以，他能打破儒生不问兵事的习气，投身于镇压太平天国的血腥事业。
一、以礼治军 诚字为本
“礼”是封建社会的政治准则和道德规范，是封建统治秩序的集中概括。曾国藩从小就浸润了儒家思想，“少读《论语》，至‘克己复礼为仁’一语。深服其言，书诸座右，日必三复，厥后用兵执政，时时不忘此言”（杨公道：《曾文正公轶事》。）。作为封建统治的忠实卫道士，他本能地知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则一秉乎礼”，“舍礼无所谓道德”，“舍礼无所谓政事”（《曾文正公全集·杂著》。）。因而，他立下了“以礼自治，以礼治人”的信条，并以此作为他治军的指导思想。“礼”，就是曾国藩治军思想的核心。
以礼治军充分显示了湘军的性质和目的。曾国藩在率领湘军初次出战时就明白告示：“不特纾君父宵旰之勤劳，而且慰孔孟人伦之隐痛”。除了“勤王忠君”之外，还特别打出了捍卫“封建名教”的旗号，这两者虽然具有政治上和伦理上的不同含意，但其“复礼”即维护封建统治的目的是一致的。曾国藩强调后者，是由于太平天国“举中国数千年礼义人伦诗书典则一旦扫地荡尽”，打破了“秩然如冠履不可倒置”的封建等级观念，造成“开国以来名教之奇变”（《曾文正公全集·文集》。）。在曾国藩看来，这种状况甚至比军事上的失败更为可虑，因为封建统治就是依靠这一套理论才披上了合法的外衣，一旦剥落，即使军事上获胜，也难以长久维持。因此，他在组建湘军这样一支不同于“绿营”的反动武装时，特别强调“礼治”。但是，“道之浩浩，何处下手”呢？为此，他又搬出了程朱理学中的“诚”来，认为“惟立诚才有可居之处”（《曾文正公全集·杂著》。）。
“诚”在程朱理学中具有极重要的地位，周敦颐把它看作是“五常之本，百行之源”（周敦颐：《通书·诚下》。）。曾国藩继承和发挥了这一思想，他说：“如居室然，宏大则宅者广，托庇者众，诚信则置趾其固，结构甚牢”（《曾文正公全集·杂著》。）。“天地之所以不息，国之所以立，贤人德业之所以可大可久，皆诚为之也”。（《曾文正公全集·书札》。）在周、程那里，“诚”是一个统率宇宙本体、先验的人性以至封建伦理道德，由天理所秉赋的至高无上的东西，是一个玄而又玄的理学概念。曾国藩把它外化为具体的政治概念，认为“诚便是忠信”（《曾文正公全集·杂著》。）。显然，“诚”具有鲜明的阶级性，所谓“忠”，所谓“信”，无非是指对封建统治者的忠诚。这样，“诚”便落到了忠于封建君主和捍卫纲常名教的这一总的政治目的上，因而是符合“礼”的。
曾国藩说：“独信忠信为行军之本。”他的治军自始至终都体现了“诚字”。为了组建一支具有“忠义之气”的军队，曾国藩在兵士和将领的鉴选上，提出的首要标准是“拙诚”。对于士卒，他要求“技艺娴熟，朴实而有农夫土气者为上，其油头滑面，有市井气者，有衙门气者概不收用”（《曾文正公全集·杂著》。）。因此，他基本上是从偏僻乡村招募湘勇，这些拙朴的农民很容易接受纲常伦理的说教并为其所用。对于将官，他首先要求必须是“吾党血性男子，有忠义之气”（《曾文正公全集·书札》。），其次才是“娴熟韬钤之秘”。他认为“有其质而更傅以他长，斯为可贵，无其质则长处亦不足恃”。将官当然是“吾党而直晓军事之君子”为佳，但当“德”与才不可兼得的时候，他坚决将“德”放在第一位：“自修之方，观人之术，皆以此为衡”。在他看来，“智可因忠而生，忠不必有过人之智，尽吾心而已……能剖心肝以奉至尊，忠至而智亦生焉”（《曾文正公全集·杂著》。）。曾国荃说曾国藩用人“往往德有余而才不足”（《曾国藩家书》。），可见他对“德”的重视。
为了使湘军能够保持“忠义之气”，不沾染营伍习气，他又立下一条规矩，对那些绿营军士“入营稍久”和曾经败溃者，一律不予收录复用；对绿营将官的录用，则严格控制在守备以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