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曾国藩治军思想(2)

　　曾国藩还特别注重精神教育，在他的训练项目中就有所谓“训家规”，亦即“训作人之道”。其方法有二：一是亲自教谕，“每逢三八操演，集诸勇而教之，反复开说至千百语”，进行封建伦理道德的说教。他自认为“虽不敢云说法点顽石之头，亦诚欲以苦口滴杜鹃之血”（《曾文正公全集·书札》。），可谓用心良苦。二是编写歌谣，曾国藩亲自编写了一些简明易晓的，如《水师得胜歌》、《陆军得胜歌》等歌谣，令军士诵习。

　　“诚”字的另一层意思是“信”，“信”的本义是诚实不欺，因而曾国藩更多地是直接用“诚”来表示这一含义。“诚”与“忠”是密切相关的，曾国藩说，“诚者，不欺者也；不欺者，无私著也。”也就是说，要真正做到忠，克己奉君，不存私念，才可称为“诚”。曾国藩治军非常重视“诚”的作用，将它作为处理部属关系的准则。他说，“驭将之道，最贵推诚，不贵权术”（《曾胡治兵语录》，《蔡松坡遗集》二。），因为“人之生也直，与武员相交接尤贵乎直。文员之心多曲，多歪，多不坦白，往往与武员不相水乳，必尽去歪曲私衷，事事推心置腹，使武人粗人坦然无疑”（《曾文正公全集·书札》。）。　

　　由上可知，诚字为本，：实质上就是强调忠君的政治素质，把“德”放在首位，作为用人的根本标准。这正是曾国藩治军思想的突出特点。中国古代兵家论将才，皆以孙子的“智信仁勇严”为衡，把才智放在首位。他们认为“先王之道，以仁为首，兵家者流，用智为先”（《十一家注孙子》第11页。）。曾国藩一反古法，把对清王朝和孔孟之道的绝对忠诚放在第一位，这使得湘军的封建性异常突出，其残暴性也超乎寻常。曾国藩自己以“不怕死”相标榜，就足以显示他对清王朝的耿耿忠心。他的“以忠诚为天下倡”，对于集聚整个地主阶级的力量，尤其对于网罗汉族地主阶级知识分子起了很大作用，他们中很多人主要是从维护封建名教出发投效曾国藩的。尽管他们中的许多人对清王朝的腐朽统治也感不满，但当看到太平天国将摧毁他们奉为金科玉律的圣贤之教时，便毫不犹豫地站到了清王朝一边。曾国藩总结“成功”的经验时说：“吾乡数君子所以鼓舞群伦，历九州而戡大乱，非拙且诚者之效欤！”（《曾文正公全集·文集》。）这段表白正说明曾国藩治军思想的基本特点。

　　二、刚柔互用 宽严相济

　　曾国藩的治军思想还贯注着中庸之道，这是他治军的第二个特点。他说：“天地之道，刚柔互用，不用偏废，太柔则靡，太刚则折。”这天地之道用到治军上便是“宽严相济”，在给曾国荃的信中，他较明确地解释了这个宽严之道：“应宽者，利也，名也，应严者；礼也，义也。”（《曾国藩家书》。）

　　先来看他的“应严者”：“礼”，“义”。“礼”在这里指的是湘军内部的等级规范。筹办湘军时，曾国藩就从营制上考虑按着“礼治”的要求，建立严格的隶属规范。他吸收了抗倭名将戚继光的“军礼之说”，仿照他的“束伍成法”，制订了湘军营制。这套营制革掉了绿营“兵不相习，兵与将不相知”的弊病，兵弁辖于哨官，哨官辖于营官，营官辖于统领，一级辖一级，等级晰然，隶属明确。他还制定严格的营规约束士卒，严禁犯上作乱。湘军中后期，由于保举太滥，往往出现这样的情况：营官的官阶高于统领的官阶，而哨官的官阶又高于营官，这样，很可能打乱湘军本身的隶属规范。曾国藩为此特定一条专论“事寄轻重”的制度。明确规定，各人的权限“专论差使，不论官阶”《曾文正公全集·奏稿》。），即尊卑名分，权力大小只能依据在湘军中的职务，不能依他本人的官品而定。这大体相当于后来的所谓“职大于衔”的规定，在当时的确是一个创举，其作用在于维护湘军内部等级的稳定性。

　　战争是严酷之事，军队的“礼治”更带有强制性。曾国藩以一儒生治军，开始并未意识到这一点。岳州战败之后，他才感到其重要性。他总结战败原因说：“古人用兵，先明功罪赏罚。今世乱，贤人君子潜伏，吾以义声倡导，同履危难。诸公之初从我，非以利动也，故于法亦有难施，其致败由此。”（《清史稿》卷四百五。）这个问题在后来也屡屡出现，他经常忧于“军队风气纪纲大弛，赏罚之宽严每不中程”。在多次惨败之后，他才总结教训，提出“驭将之道，以严为先”（王安定：《曾文正公水陆行军练兵志》卷二。）。认为对部将要时刻“以礼存心”，“不必过谦”；要“临之以庄”，脸上时常挂着一副“懔然难犯之象”，使他们知威。并要求部将也要做到“以法立令行，整齐肃严为先”。对兵勇要严明纪律，使“兵不敢玩”，临阵时心存畏惧，不敢违令。总之，治军要“振之凶猛”（《曾胡治兵语录》，《蔡松坡遗集》二。），“宁可失之严，不可失之宽”。

　　“义”，在这里指的是处理军队和民众关系所应遵守的规范。古代把所谓“解民于倒悬”，“禁暴除乱”的军队称之为“义兵”，或“仁义之师”。曾国藩从“君代民命”的传统观念出发，认为勤王卫道也就是保护民众。筹办湘军时，他看到由于官兵“奸淫掳掠”，广大民众深恶痛绝，迅速转向太平军。对此他深以为虑，“恐民心一去不可挽回，誓欲练成一旅，秋毫无犯，以挽民心而塞民口”（《曾文正公全集·书札》。）。因而，他比较注意如何使湘军不成为民众之矢。为此，他提出“不扰民”三字为“治军之根本”（《曾文正公全集·批牍》。）方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