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曾国藩治军思想(3)
辛亥革命网 2011-06-02 00:00 来源：求索 作者：李育民 查看：
如何做到“不扰民”呢？主要从两方面着手：一是宣传教育，把“不扰民”作为精神教育的一个重要内容，从大道理到小事情，巨细悉举。如他编的《爱民歌》，略云：
三军个个仔细听：行军先要爱百姓。第一扎营不贪懒，莫走人家取门板；
莫拆民家搬砖石；莫踹禾苗坏田产；莫打民间鸭和鸡；莫借民间锅和碗；……
第二行路要端详，夜夜总要支帐房。莫进城市占铺店，莫向乡间借村庄。……
无钱莫扯道边菜，无钱莫吃便宜茶。更有一句紧要书，切莫掳人当长夫。……
第三号令要严明，兵勇不许乱出营。走出营来就学坏，总是百姓来受害：
或走大家为钱文，或走小家调妇人。爱民之军处处喜，扰民之军处处嫌。……
军士与民如一家，千记不可欺负他。日日熟唱爱民歌，天和地和又人和。二是严格纪律。当遇到扰民案件事，强调“总宜伸民气而抑兵勇”（《曾文正公全集·书札》。），“剖决曲直，毫不假惜”，对扰民者“严加惩治”（《曾国藩家书》。）。必须指出，曾国藩严禁湘勇扰民是有限度的，对转向太平军的民众，他“禽斩以千万计”，丝毫不“以仁存心”。不少地区在湘军“光复”后，被杀害的民众不计其数，甚至有的一县幸存者还不到二十人。可见，他的“不扰民”具有很大的欺骗性。
再看“应宽者”，曾国藩说得很清楚，“名也，利也。”曾国藩“以忠诚为天下倡”，但真正忠心耿耿，不计较个人得失的人微乎其微，绝大多数投军者都系“以投营为名利两全之场”《曾文正公全集·奏稿》。）。开始曾国藩并不很懂得这点，咸丰八年给曾国荃的信中还说，“余昔在军营，不妄保举，不乱用钱，是以人心不附”（《曾国藩家书》。）。实际经验告诉他，不能仅仅用空洞的“忠义之气”鼓动士气，还必须诱之以“名”，笼之以“利”，使将卒得到实惠。
在“利”方面，主要是实行厚饷与重赏，初定湘军饷章时，曾国藩就考虑到这一点，他说其所以“稍示优裕，原冀月有赢余，以养将领之廉，而作军士之气”《曾文正公全集·奏稿》。）。湘军的饷银比绿营高得多，士兵所得，除自用外还可赡养家室。将官饷银不仅更高，还可“沾润公费”。他还明确制定赏银规格，用重赏来“鼓好胜之心”。此外，对于战争中的抢劫行为，他“概置不问”，采取宽容态度。湘军攻下南京后，城中财物抢劫一空，竟无一银交与朝廷。曾国荃主张“按民勒缴”，曾国藩不同意，认为这样会“徒损政体而失士心”，主张各得所获，“以怜其贫而奖其功”《曾文正公全集·奏稿》。）。
在“名”方面，主要是实行保举制度，即按战功保举一定员额的将士为国家武职官员。这种制度成为湘军将士为清王朝卖命的极大动因，曾国藩鼓动部将放手保举说：“鄙人前衔奏补实缺，最足新耳目而鼓士气，不可畏干部诘而预自缩手也。”（《曾文正公全集·书札》。）这样，被保举的人是越来越多，十多年里，各营保举的武职共达十几万人，其中三品以上的不下数万人。
由于曾国藩仅任军职，无权补缺，所保人员“徒有保举名，永无履任之实”。同时，劝捐筹饷也往往受到地方官的阻隔。为此，曾国藩向清帝上了一个奏折，直言不讳地要求督抚大权，并以“在籍终制”相挟。清廷在军事吃紧的情况下不得不满足他的要求，从而为此后军权与地方行政权的结合开了先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