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孙中山晚年的儒学观(2)

　　在国民党“一大”通过宣言，重新解释三民主义“内涵”之后，他紧接着又讲演三民主义，前后十八讲，其内容，显然与《宣言》多所不同。这点是很值得注意的。

　　《宣言》中所讲的民族主义，对内是各民族一律平等，对外是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在讲演中，他反对西方国家的世界主义，主张世界大同。他认为民族主义就是国族主义，救中国危亡的根本办法，在自己先有团体，用三四百个宗族的团结来顾国家，便有办法。“所以穷本极源，我们现在要恢复民族的地位，除了大家联合起来做成一个国族团体以外，就要把固有的旧道德先恢复起来。有了固有的旧道德，然后固有的民族地位才可以图恢复。”（《孙中山全集》第9卷，第185、241、243页。）

　　将民族主义与旧道德衔接起来，三民主义与固有文化相契合，已进入主题。道德是内省的事，讲民族主义而言恢复旧道德，实际是将先儒“内圣外王”理论引入三民主义学说之中。讲到恢复日道德和国民的内省功夫，孙中山对军人、学生及普通国民，都有所要求。

　　早在1921年12月10日，孙中山在桂林对滇赣粤军作军人精神讲话，便说，汤武革命，为帝王革命，今之革命，则为人民革命，三十年前提倡的这种革命，不特取法现代，抑且尚友古人。他讲解“军人之精神，为智、仁、勇三者。”讲话通篇便是解释这个道理。这智、仁、勇理论何所从来？实出《论语·子罕第九》：“子曰：‘智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孙中山以其现代意识，重新演绎，成为教育军人的理论武器。这篇讲演还说到军人的决心要准备成功、成仁。杀身成仁，舍生取义，这是孔孟儒学的要义，孙中山用它来教育军人，足证他对军人的行为规范，仍以儒学为灵魂。

　　为了发展教育事业，孙中山决定将广东3所大专学校合并，成立国立广东大学（今中山大学前身）。该校领导当局要求孙中山题写校训，以为师生准绳。孙中山经过思考，便题写了“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10个字。人所共知，上述五端，是《中庸》里记载的话（《中庸》原文是：“诚之者，择善而固执之者也。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程颐注：“五者废其一，非学也。”）。学、问、思、辨，落实在行（实践），从做学问一途来说，迄今仍不能说有什么比它更好的过程，所以，今日中山大学仍执为校训，这是有其道理的。

　　在孙中山遗著中，未见“内圣外王”的言论。但是，讲道德修养，便是讲“内圣”的功夫。在《民族主义》讲演中，他说，讲到中国固有的道德，首是忠孝，次是仁爱，其次是信义，其次是和平。他说，当前新文化的势力横行中国，一般醉心新文化的人，便排斥旧道德。“此刻中国正是新旧潮流相冲突的时候，一般国民都无所适从。”所以，他主张保存旧道德中好的东西，于是便讲这“八德”的价值。他要求忠于国家，忠于人民，要为四万万人去效忠。“讲到孝字，我们中国尤为特长，尤其比各国进步得多。《孝经》所讲孝字，几乎无所不包，无所不至。现在世界中最文明的国家讲到孝字，还没有象中国讲到这么完全。所以孝字更是不能不要的。国民在民国之内，要能够把忠孝二字讲到极点，国家便自然可以强盛。”讲仁爱，他引证“仁民爱物”；讲信义，他说“中国古时对于邻国和对于朋友，都是讲信的”，“中国所讲的信义，比外国要进步得多。”他说，中国更有一种极好的道德，是爱和平。中国人几千年酷爱和平，都是出于天性。论到个人便重谦让，论到政治便说“不嗜杀人者能一之”，和外国人便有大大的不同。总之，“这种特别的好道德，便是我们民族的精神。我们以后对于这种精神不但是要保存，并且要发扬光大，然后我们民族的地位才可以恢复。”

　　不仅如此，在恢复旧道德之外，还有“固有的智能也应该恢复起来”。他所指的是，“就人生对于国家的观念，中国古时有很好的政治哲学”，“就是《大学》中所说的‘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那一段的话。把一个人从内发扬到外、，由一个人的内部做起，推到平天下止。”对这种世界各国都没有，为中国独有的瑰宝，是应该保存的。尤其是正心、诚意、修身、齐家的道理，本属于道德的范围。他认为，“正心、诚意的学问是内治的功夫，从前宋儒是最讲究这些功夫的。修身、齐家、治国那些外修的功夫，恐怕我们现在还没有做到”，中国现在落后，是因为国人不讲修身。“孔子以前说‘席不正不坐’，由此便可见他平时修身虽一坐立之微，亦很讲究的。到了宋儒时代，他们正心、诚意和修身的功夫，更为严谨。”是不是到此为止呢？不。孙中山说，“恢复我一切国粹之后，还要去学欧美之所长，然后才可以和欧美并驾齐驱。如果不学外国的长处，我们仍要退后。”学外国，要迎头赶上，“后来者居上”。中国还要讲古来施行的好政策，“济弱扶倾”，使小国能保持独立。总之，“我们要将来能够治国平天下，便先要恢复民族主义和民族地位。用固有的道德和平做基础，去统一世界，成一个大同之治，这便是我们四万万人的大责任。”（《孙中山全集》第9卷，见第24l～25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