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孙中山晚年的儒学观(4)

　　孙中山一方面说“孟子实为我等民主主义之鼻祖”；另一方面又说“中国人的民权思想都是出欧美传进来的”，这两种说法是不是互相矛盾呢？从表面上看，二者确实是不一致。在这里，刚好表现出孙中山思想融贯中西。他主张民主与科学，主张主权在民，全民政治，主张直接民权，以及五权宪法中的主要部份，无疑都是“规抚”西方的事迹与思想，这是中国古代民本主义思想中所缺乏的。但是，孙中山民权主义思想实发端于孔孟儒学中的民本主义，这点也是对的。“天下为公”的大同思想，“民为邦本，本固邦宁”，民贵君轻的人民主体意识，孙中山从小耳熟能详，这些思想虽然产生于农业宗法社会，但因它合乎情理，又合乎时代发展需要，与西方资产阶级自由平等思想有贯通之处，经过孙中山对于权与能的区分，吸收了中国官吏考试、监察制度的优良传统，一个主权在民，以法治为基础的现代“兴邦建国”的民主制度，便在孙中山民权主义构思中形成了。

　　孙中山认为，三民主义是救国主义。这样，他的重心便在实践。三民主义不是一般的仁爱主张，而是改造社会的纲领。同时，孙中山为了改造人心，提出以“知难行易”学说代替传统的“知易行难”理论，以“分知分行”取代王阳明的“知行合一”学说（《孙文学说》称王阳明“知行合一”之说，“不合于实践之科学也”，并完全否定自己在1905年对留日学生讲过的，认为阳明学有功于明治维新的话。说者谓，“他一直不了解王阳明，他对王阳明的批评是不相应的。”（王邦雄：《从中国现代化过程中看当代新儒家的精神开展》罗义俊编：《评新儒家》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86页。）按王阳明创立心学体系是为了维护封建政权统治，但他颂扬人们思想上的主观因素，强调主观能动作用，即心力。孙中山实受其影响，认为“政治之降污，系乎之人心之振靡，”又谓“心也者，万事之本源也”（《孙文学说》），其说与阳明心学之关系，至为明显。）。他也认为卢梭的《民约论》所主张的“民权天赋”观点是“没有根据”的，不符合历史进化的事实，不是真知；不过他吸收其“主权在民”思想，也肯定卢梭提倡民权的始意，还是“政治上千古的大功劳”。

　　在孙中山看来，自18世纪至20世纪初的一百年多时间里，都是为了争民权，是“君权与民权竞争之时代”，因此他提倡民权，就是顺应世界的潮流，“民权发达，则纯粹之民国可指日而待”。民权思想作为孙中山的政治思想的基础，这种来源于汤武革命“应乎天，顺乎人”，继承“民贵君轻”，“国以民为本”，兼收了墨子的“兼爱”、孔子的“仁”，因袭儒学的“天下为公”的大同思想，但并不是到此为止，在指出“民权天赋”说不合理之后，他认为“民权不是天生出来的，是时势和潮流所造出来的”，主张以“革命民权”去代替“天赋人权”。与此相关连，他也吸收了法国革命的自由、平等、博爱思想，并将孟德斯鸠的“三权分立”的政治学说演绎成“五权宪法”。可见，孙中山的民权主义，是发端于传统文化中的“民本主义”，吸收了西方思想学说的各种精华，熔于一炉，“在政治上所得的一个结晶”。

　　“民生”一词，在儒家典籍中多见。孙中山说，“民生”两个字是中国向来用惯的一个名词，我们常说“国计民生”。他给“民生”下个定义，民生就是人民的生活——社会的生存、国民的生计、群众的生命。他又说，“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又名共产主义，即是大同主义。”（《孙中山全集》第9卷，第355页。）由于孙中山明确指出“民生就是社会一切活动中的原动力”，讲到他对马克思的理论的看法，因此，他说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当然不是马克思主义含义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这点是很清楚的。民生主义要解决中国社会问题，而且是在欧洲考察发现资本主义不能解决社会问题，要发生社会革命的情况下提出的理论，因此，这个民生主义理论，它的形成，主要还是受西方社会主义思想的影响。

　　孙中山晚年讲民生主义，将它与传统文化中的“国计民生”思想联为一体，从传统文化中证实民生主义的合理性。他说的解决民生问题，即是解决社会问题，要将社会革命消弭于萌芽之中，这样，他所要解决的，是指自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以来，由于剩余价值等项资本主义所特有的法则、规律造成的阶段斗争、分配不均等社会现象，这就远不是传统观念中的国计民生了。民生主义（平均地权、节制资本，耕者有其田等）只能是资本主义的学说，与二千多年前儒家载籍中所讲的“民生”，关系不大。

　　孙中山在讲民生主义时，将民生主义与传统儒学挂钩，主要是讲民生主义即大同主义。他十分重视《礼记·礼运》中所记“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至“是谓大同”一段话。大同，大同主义、大同世界，孙中山一生不知讲过、写过多少次，确实是他所抱持的最高政治理想。他认为民生主义即大同主义，苏俄的新经济政策与他的民生主义相同，所以也是大同主义。基于这种原因，他认为作为尊孔国家的日本，应引苏俄为朋友，共同建立“亚洲大同盟”。也基于同样原因，他反对西方国家所提倡的世界主义，主张济弱扶倾，主张行“王道”，一再引用“己立立人，己达达人”的古训（《孙中山全集》第11卷，第433页。），同样也是希望日本支持其理想与活动，但并未引起人们的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