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孙中山晚年的儒学观

　　“五四”时期的新文化运动，有力地批判了统治中国思想界二千余年的孔孟儒学，人民大众获得一次思想解放。由于解除了禁锢，人们不但可以研究马克思主义，也可以宣传杜威的实用主义，既有“全盘西化”的高论，也有尊孔读经的要求，思想界空前活跃。然而，巴黎和会上中国代表团的失败，暴露了国家衰弱、民族受欺凌的可悲处境。茫茫神州，出路何在？这是有良知的思想家、政治家都在严肃思考的问题。

　　到护法运动的后期，尤其是1922年6月陈炯明叛变以后，孙中山已步入其晚年阶段。但是，他仍然站在历史潮流的前头，振兴中华之志未减。这时的孙中山，根据形势的发展与理论界的动向，不断发展其三民主义学说。他以民本思想为本位，继续吸纳、融合一些西方政治学说，提倡恢复一切国粹，恢复固有的道德与智能，以图恢复民族固有的地位，构成了他晚年思想中儒学倾向的特色。

　　孙中山在给翟理斯的信中讲到，他13岁毕经业。此说未免夸大，但他受过孔孟儒学的熏陶，当是没有疑问的。1923年，他在总结自己的思想来源时指出：“余之谋中国革命，其所持主义，有因袭吾国固有之思想者，有规抚欧洲之学说事迹者，有吾所独见而创获者”（《孙中山全集》第7卷，第60页。）。学术界普遍认为，这是符合实际的说法。至于是如何因袭我国固有思想的，1924年2月，他对日本记者有过一次谈话：“我辈之三民主义首渊源于孟子，更基于程伊川之说。孟子实为我等民主主义之鼻祖，社会改造本导于程伊川，乃民生主义之先觉。其说民主，尊民生之议论，见之于二程语丝。仅民族主义，我辈于孟子得一暗示，复鉴于近世之世界情势而提倡之也。要之，三民主义非列宁之糟粕，不过演绎中华三千年来汉民族所保有之治国平天下之理想而成之者也。”（《中山全集》第9卷，第532页。）这段话有很大的偏颇性，显然是为了向外、国人表示他的思想不是外来的。在《孙文学说》中，他说在伦敦被难后留居欧洲，考察其政治风俗，并结交其朝野贤豪，于所见所闻中取得心得，三民主义之主张才得以完成，即“规抚”了西方的学说事迹，才形成三民主义。这段话，较上述“演绎”说，更为确切一些。

　　1921年12月，孙中山与共产国际代表马林谈话时，讲到他与孔子的继承关系。据马林向伊罗生说，在他访问孙时，孙告诉他：为说服一个青年军官加入国民党，“一连八天，每天八小时，我向他解释我是从孔子到现在的中国伟大的改革家的直接继承者，如果在我生前不发生重大的变革，中国的进一步发展将推迟六百年。”（《马林在中国的有关资料》（增订本），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23页。）但是，戴季陶在《孙文主义之哲学的基础》一书中，却将上述记述歪曲为，1924年，一个俄国革命家去广东问孙中山的革命思想基础是什么，孙回答说：“中国有一个正统的道德思想，自尧、舜、禹、汤、文、武、周公，至孔子而绝。我的思想，就是继承这一个正统思想来发扬光大的。”那人不明白，又问一次，孙仍以这种话去答复（戴季陶：《孙文主义之哲学的基础》，见蔡尚思主编《中国现代思想史资料简编》第2卷，第602页。）。上面两则记述，为同一件事，戴氏未参加桂林谈话，时间也弄错了；他用这种编造去论证其所谓孙中山继承“道统”的理论，所以是不可信的。

　　戴季陶说孙中山思想“完全是中国正统思想，三民主义的哲学基础是民生哲学”，实在过于武断，而孙中山对马林说的话，即强调他是自孔子以来改革家的直接继承者，将对传统的继承定位在改革上，却大体上是可信的。立足于变革孙中山还将他的革命与日本明治维新接轨，认为“日本维新是中国革命的第一步，中国革命是日本维新的第二步。中国革命同日本维新实在是一个意义。”（《孙中山全集》第11卷，第365页。）对于一个长期居留日本，与明治维新志士有深交的孙中山来说，维新以来采用“和魂洋才”（类似“中体西用”）理论的实践，自然有深刻印象，他充分了解文明的善果，同时也充分了解文明的恶果。如果说，1911年以前由于他长期流亡海外，不晓国中情伪的话，那么，经过1912年游历南北各地，他已经明白“国情”，即“北方如一本旧历，南方如一本新历，必须新旧并用，全新全旧，皆不合宜。”（《孙中山全集》第2卷，第485页。）民国政府成立十二、三年过去了，社会并没有多少进步，严酷的现实使孙中山认识到，要振兴民族，关键在于民族文化的复兴，故他晚年对自由、平等、博爱讲得少了，大量的言论是提倡恢复民族固有的文化。

　　孙中山所强调的民族传统文化，是指二千多年来被中国统治阶级尊崇的孔孟儒学。他提出“恢复旧文化”，并不是一般意义上把全部旧的传统恢复，让国人重新奉为经典，而是要恢复“一切国粹”，即传统文化中迄今仍然有用、菁华的东西。传统是观念形态，一个民族的传统，是有继承性的，只要不是民族虚无主义者，继承民族传统中的优秀部份，经过筛选，达到社会的认知，这是完全必要的，也是完全可能的。孙中山主张继承民族文化传统，就是这个意思。

　　孙中山晚年仍然致力于阐发其三民主义，他一方面承认，“我们近来实行革命，改良政治，都是效法欧美”（《孙中山全集》第9卷，第314页。），认为三民主义与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完全相通；另方面，他又在解释三民主义时将西方学说更紧密地与传统文化结合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