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孙中山晚年的儒学观(5)

　　至于孙中山说到“社会改造本导于程伊川，乃民生主义之先觉”，实不过尊民生之议论，与民生主义的提出，虽不能说毫无关系，但实际上所要解决的问题，可谓截然不同。孙中山所做的工作，就是将自己的新见解，与中国传统儒学中关于民生问题的概念合而为一，赋予近代社会主义的内涵，使之成为解决中国社会问题的钥匙。他在讲解民生主义学说时，在传统儒学中寻求证据，除了将他的社会主义学说本土化，希望引起中国理论界共鸣之外，还有另外用意，是辩白他不是拾西人牙慧，而是自己的真知灼见。不论是康有为还是孙中山，谁也不会实行古人设计的田园诗般的大同社会，因为中国社会已远远地向前发展了；而且，正如孙中山多次说过的那样，民生主义即集产主义、国家社会主义。这个社会，实际是社会主义的低级阶段，并不是不能实行的。明乎此，便可知孙中山之所以将民生主义称为大同主义，从传统儒学中寻求支持而欲行之于当世，目的是极为明确的了。

　　从深一层的意义上说，职业革命家孙中山一生从事暴烈的流血的革命运动，但却不赞成将阶级斗争理论引入中国。这是什么原因呢？他的内心是主张道德教化，主张渐进；但是从实际上说，他的革命并不温和，充满了暴力。仁者之心与革命家的手段，在他身上得到完美的结合。他要避免社会革命：“吾国治民生主义者，发达最先，睹其祸害于未荫，诚可举政治革命，社会革命毕其功于一役。”要将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一起进行，想法未尝不善，但事实上是行不通的。但如果从以仁者之心来解决社会问题，孙中山解释民生主义与传统儒学相结合，欲使大同理想行于今日，兼使儒学现代化，这一点，不是也有可肯定的地方吗？梁启超在论及清末新思想运动主要潮流时，把孙中山主张社会主义列为近代四支主要潮流之一，谓“孙逸仙（文）他虽不是个学者，但眼光极锐敏，提倡社会主义，以他为最先。”（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北京市中国书店（据1936年中华书局版影印）1985年，第30页。）这种说法，对全面评论孙中山来说显然是欠公正的，但就最早提倡社会主义这点归功于孙中山，应当说还是对的。孙中山与梁启超在1900年以前曾在日本讨论过社会主义问题，同盟会成立后，《民报》又与《新民丛报》开展论战，其中就有关于社会主义的内容。自是以后，孙中山不但未放弃自己的观点，而且益加坚信。他在《民生主义》讲演中说：“我们提倡民生主义二十多年，当初详细研究，反复思维，总是觉得用‘民生’这两个字来包括社会问题，较之用‘社会’或‘共产’等名词为适当，切实而且明了，故采用之。不图欧战发生之后，事理更明，学问更进，而马克思宗徒亦有发明相同之点，此足见吾党之提倡民生主义正合夫进化之原理，非同时髦学者之人云亦云也。”（《孙中山全集》第9卷，第365页。）这些话，反映了孙中山总是认为“民生主义”之说比“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用词要适当。根据冯自由记述，“三民主义之民生主义，旧译为社会主义SOCIALISM，总理在乙已民报出版以前初亦尝用之。其后总理以此名未能包括已所发明之意义，乃别创“民生主义”一名以代之。在同盟会成立之前，尝语人曰：余之主张为‘大同主义’，在英语应名之日COSMOPOLITAN，亦即‘世界大同主义。”（《革命逸史》第3集，中华书局1981年，第209页。）可见，孙中山认为“社会主义”不能包容自己的所见，别创“民生主义”，其本意仍是大同主义。由此可知，其“创见”民生主义学说之时，即意在解释为大同主义，到1924年讲民生主义，又将共产主义、集产主义、社会主义全部包括在民生主义之内，换言之，他的大同主义，实在包含了共产主义、集产主义与社会主义，说到底，仍是从传统儒学去解释理解民生主义内涵，有意识地使大同学说现代化。

　　一般来说，在文明发达的时代，各种理论、学说是没有国界的。中国近代以来曾引进过多种多样的外国学说，这些引进开拓了国人的视野，活跃了政治空气，冲击了传统观念。一些西方思想学说被引进之后，由于没有与传统的思想融合，也就没有发生多大影响，只被留作研究的资料。孙中山为构思三民主义、五权宪法，也引进、“规抚”西方事迹、学说，经过加工、吐纳，形成他自己的思想学说。他之所以能做到这点，并对三民主义思想下断补充、重加解释，有新意、有创获，除了孙中山站得高，看得远，能与时俱进之外，还在于他勤于研究国情，了解处理中国问题的办法，新旧二者要掺合起来用，要把西方最有用处的思想学说，与中国传统文化中有用的东西结合起来。从文化价值的取向上说，中国的大同理想与西方的社会主义有类似之处。孙中山（当然还有如刘师培、江亢虎等人）将二者联系（甚至等同）起来，可以说是近代中西文化交流的一个结果。孙中山把向往过去的大同理想转变为争取未来的理想，并作为救国主义三项内容之一，可以认为这是孙中山思想独特之处和有价值之点。至于他所说民生主义就是共产主义，或者包含了共产主义，那是他晚年有针对性的说法，不妨同样引用他的话：共产主义是民生主义的“好朋友”，更符合实际一些。

　　孙中山对传统儒学是摄取其有用之点，加以适当改造并用西方一些政治学说充实起来，他没有或者很少去批判传统儒学中腐朽没落、即没有用的东西。“固有的道德”，只是强调要发扬光大有用的、于世道人心有补的东西。但是，这种颇为驳杂的理论，作为一个理论体系来说，显得很欠严密，所以后来戴季陶、蒋介石便加以利用。为了厘清儒家基本价值观念在当代国家意识形态中的地位，即考虑如何保留传统文化的菁华问题，作为政治家的孙中山生前的设想，不能说是毫无参考价值的。当前，提高全民族的素质，形成一种完美的道德规范，以抵制乃至清除社会的腐败现象；强调勤俭公忠与牺牲奉献精神，改变社会上一部分人的崇洋、享乐、唯己意识；防止社会走上迷途，增强国际竞争能力，以促进国家富强和民族凝聚力，是十分迫切的课题，因此，对孙中山晚年的儒学观形成的原因和社会意义重新进行研究，是很有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