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纪念：历史记忆与城市精神(3)
辛亥革命网 2011-11-11 00:00 来源：东方网 作者：熊月之 查看：
张謇认同的是南通与上海，荣宗敬、荣德生认同的是无锡与上海，先施公司、永安公司老板认同的是中山与上海。
这样的社会结构，这样的人口构成，对上海人集体记忆有很大影响，各地方人会偏重记忆其在沪同籍贯名人，而忽略其他籍贯名人。如果你去问上海无锡人有关近代上海名人的事，他首先想到的多半会是荣家、薛家（薛福成）；如果你去问上海宁波人有关近代上海名人的事，他首先想到的多半会是虞洽卿、叶澄衷、刘鸿生。各地移民记忆各地名人，对于上海每一地移民而言，会造成对其他籍贯移民名人记忆的淡薄性；对于上海这个城市整体而言，就造成城市集体记忆的分散性。历史记忆通过学术研究、媒体宣传是可以整合与强化的，但是，如果没有专门机构、专门人群关注这件事，如果没有人关注上海城市集体记忆的整合与强化，那上海城市集体记忆就会处于零散、淡薄的状态。上述陈其美的例子是个典型。陈其美是民国初年的沪军都督，相当于民国时期上海首任市长，其所有重要革命活动几乎都是在上海进行的，但是，上海对他的纪念级别显然不能与湖州相比。
上海人对外地在沪名人研究不够、重视不够，还有很多表现。还以辛亥革命时期人物为例。辛亥时期，有六个具有全局性影响的英雄人物魂断上海，他们是邹容、陶成章、宋教仁、陈其美、黄兴与谭人凤。六个人中，邹容、宋教仁与黄兴，在上海已经得到应有的重视，邹容墓、宋教仁墓都得到很好的保护，均列为上海市文物保护单位，对于黄兴有黄兴故居、黄兴路，也很重视。但是对于其他三人，除了前面已经述及的陈其美，对于陶成章、谭人凤二人也重视不够。陶成章、谭人凤均有大功于辛亥革命，都是够得上树纪念碑级别的名人，二人在上海均有重要活动，最后均死在上海，上海理应有对他们的纪念场所或纪念标志，现在都没有。尤其是陶成章，他1902年留学日本，1904年回国，在上海参加中国教育会活动，同年10月与蔡元培等在上海发起成立光复会，担任联络东南五省会党工作，是光复会最重要领袖。他日后加入同盟会，因与孙中山意见不合，另组光复会总会。1911年在上海，与尹锐志、尹维俊姊妹组织锐进学社，发行女界杂志，筹划上海起义，因形势不利而中止。他此后赴南洋募捐，对革命做出重大贡献。他在武昌起义后回国，在上海、镇江等地号召旧部起义，在上海主持光复会和光复军工作。因为与孙中山同盟会系统的人有矛盾，1912年1月被陈其美派人暗杀于法租界广慈医院内。国民党执政时期，孙中山的同盟会系统是民国意识形态的正统，占主导地位，陶成章的历史功勋得不到公正的评价。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他作为资产阶级人物，自然也难以得到公正的评价。改革开放以后，拨乱反正，浙江的学者对他做了很深入的研究，他的家乡也给以应有的纪念，但是，他的活动地、逝世地上海，还没有在城市集体记忆中，给他以应有的位置。
由于上海人主体部分来自全国各地，上海本地人也就成为上海人当中很不重要的一部分，这样，对上海本地名人的纪念也不会得到上海人的整体重视。民国时期对李平书的纪念，是上海本地人黄炎培等发起的。最近两年，浦东的方志工作者正在发起对上海本地名人的研究，策划对李平书的纪念，也是在上海本地人的范围里。与李平书相类似，上海人对穆藕初、黄炎培、钮永建的研究，实质上也都处于地方名人范围内，其重视程度也远远不能与长沙对黄兴、南通对张謇、常熟对翁同龢的重视程度相比。
除了中国人，近代上海居住过数量可观的外国人，最多时超过15万。这些外国人比较复杂，有凶恶的侵略者，贪婪的冒险家，也有虔诚的宗教徒，还有认真的文化人，许多出生或曾经居住在上海的外国人及其子孙，将上海视为他们的故乡或第二故乡。那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被日本军队关押在上海集中营的外国人，对上海更是念兹在兹，不远万里来寻故地。还有一些人将一生中最美好的年华奉献在上海这片土地上。其中有些人，对上海人相当友好，为上海城市发展做出过重要的贡献。比如，英国人傅兰雅，他在上海31年，译书百余种，数量之多，影响之大，无人能比。他办科普杂志，管理科技学校，晚年到美国教授中国文化，努力帮助中国留学生，还倾其积蓄，捐建上海盲童学校。在介绍西学方面，傅兰雅长期与徐寿父子合作，与徐寿并称傅徐，其贡献决不在徐寿之下。前几年，江南造船厂给徐寿塑了铜像，这完全应该。傅兰雅呢，却被冷落一边。厚此而薄彼，实在有失公道。再比如，英国人雷士德在上海，由建筑设计师、土地测量师，而房地产商，惨淡经营，克勤克俭，终成巨富。去世前，将毕生积蓄一千多万两白银全部捐献出来，帮助上海贫病幼弱群体，资助上海的教育、医学、慈善事业。以其捐款建立的雷士德工业职业学校和雷士德工学院，培育了近千名学生，名闻遐迩。傅兰雅、雷士德是外国人，也是上海人，他们是上海城市文化底蕴的一部分，理应在上海城市集体记忆中占有一席位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