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纪念：历史记忆与城市精神(2)

　　如果说在民国时期颂扬陈其美，是与国民党执政有关，到了解放以后，评价标准不一样了，那也是可以言之成理的。但是，实际上不是那么回事。与其美路类似多次改名的还有一条路，黄兴路，现状就不一样。黄兴路是1931年命名的，1940年汪伪时期改名合作路，抗战胜利后改回黄兴路，1964年改名宁国北路，1985年仍改回黄兴路。黄兴路与其美路，一恢复，一没有恢复，这反映了同一城市对辛亥元勋的不同态度。

　　应当说，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共产党恢复实事求是的传统，坚持历史唯物主义，正确地评价辛亥革命的历史地位，正确地评价一大批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历史人物，恢复黄兴路名，是这种精神的体现。

　　与黄兴路名恢复相似的，是湖州“陈英士烈士墓”的修建。陈其美去世以后，被葬于其故乡湖州，湖州人为他修了墓。此墓在十年动乱中遭到彻底破坏。1984年湖州市政府重修此墓，翌年落成，现在是湖州著名的文化景点。

　　按理，陈其美与黄兴是同类型的人物，都是1916年去世的。那么，为什么到1985年上海的黄兴路能恢复原有名称，湖州的陈英士烈士墓可以重建，而上海其美路、英士路没有恢复原名呢？这是没有合理性可以解释的。可能有人会说，这是因为陈其美的两个侄子即陈果夫与陈立夫，是四大家族蒋宋孔陈的陈家，是国民党反动派，是共产党的对立面，是曾经遭到通缉的战犯。这理由是不能成立的，因为陈其美去世的1916年，共产党还没有成立，日后两个侄子的旧账也不能算到叔父头上。唯一可以解释的是，今人对陈其美的历史功勋介绍、宣传不够，没有引起有关部门的重视。

　　在上海辛亥革命史上，还有一个人历史评价也没有恢复到应有的高度，这就是李平书。李平书在近代史上，至少有五大功勋：一是在广东当知县时领导抗击法国侵略者的斗争；二是领导上海地方自治，在市政、实业、医疗、教育等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三是在上海酝酿起义时率领工商界人士脱身革命，对上海光复立下大功；四是在新政权成立以后在经济上予新政权以巨大支持；五是当上海革命党人同盟会、光复会之间发生尖锐矛盾、差点火拼时，出面做化解工作，避免了亲痛仇快悲剧的发生。李平书去世以后，上海士绅为了纪念他，为他塑了一尊铜像，立在豫园荷花池九曲桥畔。1959年，此像被迁至蓬莱公园，“文化大革命”期间被毁，至今没有恢复。李平书是上海本乡本土的、具有重要历史功绩的名人，无论从乡谊还是业绩方面，他都是值得上海人好好研究、好好纪念的历史人物。今人对李平书纪念不够，没有什么特别的缘由，唯一可以解释的是，今人对李平书的历史功勋介绍、宣传不够，没有引起有关部门的重视。

　　二、双重身份认同与历史记忆分散

　　像陈其美、李平书这样，在上海城市的历史记忆中，本应占有显著位置而事实不然的情况，是历史记忆中的非正常过滤的典型。考其原因，除了历史学者对他们的贡献研究、介绍、宣传不够、没有引起有关方面应有的重视之外，还有一个更深层的原因，即移民社会双重身份认同与历史记忆的多元与淡薄。

　　近代上海是移民城市，居民百分之八十以上来自全国各地。各地移民来到上海以后，所处之地，是由三个不同的市政管理体系（即两个租界和华界）构成的，华界又被分割成南市、闸北等区域，所以，上海居民并没有一个完整、统一的上海地域概念。对不少居民来说，上海是个避难、淘金的地方，不是他们的家乡，也不是他们永久驻留之地。他们的家乡在宁波，在无锡，在潮州，在厦门，在天南地北。他们常有一种有朝一日衣锦还乡、叶落归根的愿望。各地移民将不同区域饮食、戏曲、风俗等文化带入上海，在上海建立了众多同乡组织，诸如四明公所（宁波人）、三山会馆（福建人）、广肇公所（广州、肇庆）、平江公所（苏州人）、锡金公所（无锡人）、江宁会馆（南京人）、京江公所（镇江人）、山东公所、徽州会馆（安徽人）、湖南会馆、楚北会馆（湖北人）。到1911年，上海已有此类会馆、公所60多个。据潘君祥研究，近代上海这类组织总共有二百多个。这些组织，为在沪同乡寻找工作，排解纠纷，申诉冤屈，办理婚丧嫁娶之事。特别是设立义冢，建立殡舍，为在沪死去的同乡能魂归故里而提供方便。有些会馆、公所还设立诊所，设立义学。他们开有适合同乡口味的饭店、菜馆，如粤菜、川湘菜、淮扬菜，设有上演本乡地方戏的戏院。特别是大多数会馆、公所，供奉着各地的乡土神，岁时祭祀。四明公所供奉关帝，泉漳会馆供奉天后，江西会馆供奉许真君（东晋道士，住南昌，据说学道成仙，能显灵济世），徽宁会馆供奉朱文正（朱熹，宋朝大儒，徽州人），山东会馆供奉孔子。这些都是各地在沪居民乡土认同的重要象征。这样，近代上海人在身份认同方面就出现了双重性，即既认同其籍贯，也认同其所居城市，有时前者重些，有时后者重些。比如，虞洽卿既认同其上海人身份，也认同其宁波人身份。当他作为上海工商界名人时，他认同的是上海人身份，当他在宁波兴办运输业时，认同的是宁波人身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