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新论
辛亥革命网 2011-07-18 00:00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作者：沟口雄三 查看：
2007年5月，沟口雄三先生应《台湾社会研究季刊》之邀，在“台社”作了有关辛亥革命的学术演讲。“台社”将此次演讲的内容刊发于2007年9月出版的《台湾社会研究季刊》第67期上，同时配发了贺照田、杨贞德和钟月岑三位学者的回应文字。本刊此次发表的沟口雄三先生的“辛亥革命新论”一文是他从台湾回东京之后根据在“台社”的演讲内容重新撰写而成的，并由东京大学林少阳先生译成中文首次发表。
前言
中国历史上有四大变动：秦汉帝国的建立、唐宋变革、明末清初的转换、清末民初的激变。导致第四次变化的是1911年的辛亥革命。辛亥革命的最大历史特质在于如下几点：（1）这是一场导致持续二千之久的王朝体制崩溃的革命；（2）其形态采取了各省独立的形态；（3）其结果是旧体制的解体，革命后国内纷呈四分五裂之状；（4）实现革命的主要势力，并非传统型的叛军或异族军队，而是下面将谈及的蓄积于民间的“各省之力”（简称“一省之力”①），等。这一无中央的革命，视其角度，其形态似为一场无国家的革命。因此，在国际社会纷纷谋求建立中央集权制的现代民族国家之大环境中，其革命的形态，只能被视为亡国的混沌之兆。两千年来王朝体制终结，此乃中国历史的空前大事件，而当时的国际社会却视其若朽木之终，自然之势而已。因此，其历史意义不仅未被同时代人所关注，亦被后人所轻视。观之于现代日、中历史教科书，这一点了然所见。这一类教科书大都枚举农民暴动之频发、官僚之腐败、财政之窘迫、军队之弛缓等，视诸如此类事例为清朝“衰落”之因，而不察此类事例实频见于所有王朝的终结之时。这些教科书都未能注意到，代之这一“衰落”王朝而起的，恰是以各省独立的形态实现辛亥革命的各省的“一省之力”。
所谓各省独立，乃拜成熟达至独立的“一省之力”之所赐。姑且先交代本文结论的话，十六、十七世纪明末清初的“乡里空间”②乃是“地方公论”展开的空间，其规模由明末的县一级扩充至清末的省的范围。“一省之力”成熟的轨迹，显见于这一地方力量扩大、充实的过程。然而，这一传统的轨迹却被“现代化”史观或“革命”史观所遮蔽，因而被隐而不见。非但如此，现代化史观以建立中央集权制现代民族国家为现代化课题，若以此观之，辛亥革命只能是现代化之反动。若从1920年代以降的反封建、反殖民地之革命课题观之，辛亥革命与1949年的建国革命相比，则只能是不彻底的革命。
职是之故，辛亥革命被视为一次迷失方向、逆而为之的混沌，建国革命则被视为以成就民族国家为目的的“由起点至目的地”的构图。或者辛亥革命被视为一场不彻底的资产阶级革命，而与后者相配套的观点，则是视建国革命为反封建反殖民地的彻底的无产阶级革命。这一“由浅而深”的构图，乃是以往广为通用的视点。
但是，辛亥革命与建国革命之间的关系，本非只是依据革命的浅深程度所划分的阶段性关系，亦非视两者为起点与目的的单向排列关系。两个革命，若坦然视之为由旧体制崩溃至新体制建立（scrap and build）的连续性现象，则可以视这两个革命在运动方向性上虽处于（分权与集权的）相反关系，但这一对革命却又被因果地（以破坏后重建的方式）联系在一起。若从现象的角度看，则是将暂时令中央解体的分权势力再度集结起来，进而建立新的中央集权，因而是一场过程曲折的革命。
辛亥革命之时，并无预定某一取清朝而代之的新体制（如前所述，并非是以某一新体制为目标，而只是令其解体，这是辛亥革命的特质之一）。其时的可能性可谓多种多样：或以新的王朝体制取而代之，或建立新的君主立宪制国家，或各省联合的联邦制共和国，或军阀之割据分裂，或列强之瓜分统治，或建立新的中央集权制民族国家。作为理论可能性，任何一种选择都有可能。但是，以今日之视点事后观之，中国之历史大势是38年后实现的中央集权制和社会主义的人民共和国。不过两场革命之间是“瓦解与重建”这一互为表里的因果关系，两者接合了某种既排斥又继承、既断绝又连续之类的关系。从这个意义上说，建国革命是受辛亥革命的历史性格所规定的。无论如何，两个革命的关系中所潜在的地方分权与中央集权的问题，大概都可作为二十一世纪中国的“封建·郡县”问题而被讨论。
尽管如此，从1911年的解体至1949年的再统一为止，38年时间不可谓不长。但是，也可以反过来认为，需要如此漫长的时间，恰恰证明这一动荡的确处身于历史的重大转换期之中。如唐宋转型（内藤湖南所说的由贵族社会往平民社会的转换）过程中，五代的分裂割据长达53年之久。也就是说，辛亥革命与建国革命，是一个以千年为单位的大转换，其变革之烈，堪与秦汉帝国成立以来的唐宋变革期相提并论（日本之所以侵略得逞，正因为是乘大变革之混乱）。下面笔者将依据此观点考察清末民初之剧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