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新论(2)

　　一、观察清末的视角坐标

　　我们先来讨论观察清末的视角坐标。中国史习惯上在时间划分上将鸦片战争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为止的时间称为“近现代”，之后至现在则称为“现代”。这一视鸦片战争之后为“近现代”的历史划分，产生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至三十年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者所谓的“封建社会论争”，这一论争基于强烈的民族危机感。其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它成为中国历史学界的正式划分法。中国的历史教科书至今仍沿用此体例，日本的中国史研究界也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慢慢接受了这一划分法。因此，谈起中国近现代史，大家便会心照不宣地意指鸦片战争以后的历史。

　　不过，日本战前的东亚史教科书则根据传教士到来等史实，将十六～十七世纪以降划为西学或西力东渐时期。现在的世界史教科书继承了现代欧洲形成这一划分视点，鸦片战争作为一部分，被包含在大航海时代以来欧洲现代性（资本主义）世界扩张的整体性构图之中。同样一个鸦片战争，在中国却是近现代之开始。因此，两者之间有着微妙的差异。亦即是说，就算依据鸦片战争或近代视角坐标，它也有着两面：一面是以克服半殖民地半封建状态为革命方针意义上的革命史观，另一面则是偏重于质疑欧洲近代文明之亚洲东扩意义上的文明史观。观之于中国近现代研究的现状，虽然这两面带来了方法论上不小的差异，但两者在视欧洲资本主义文明（帝国主义）东扩为亚洲历史转机的主要或最大要因这一点上，却又是一致的。

　　鸦片战争所象征的十九世纪东亚的东西文明接触，与以前的接触迥然有异。首先，它立足于资本主义现代性，为谋求市场而不惜行使武力。它也作为帝国主义现代性，为殖民地统治而强迫对方在政治、经济、社会等方面进行结构性变革。职是之故，将鸦片战争作为中国近现代之开始，于中国而言，它意味着这一历史划分基于对自有文明存亡危机的自觉之上。诚然，鸦片战争（1840年）以后，如下的历史事件接踵而至：印度莫卧儿王朝的崩坏与英国直接的殖民地统治（1858年），英国吞并缅甸（1886年），法属印度支那联邦的成立（1887年），菲律宾沦为美国殖民地（1898年），印度尼西亚沦为荷兰殖民地（1904），韩国沦为日本的殖民地（1910年），等等。中国知识分子多年来亲身目睹了这一系列变化，特别是在1920-30年代，于中华文明而言这些事件无非警示着自身生死存亡的危机。

　　因为中华文明圈历史悠久，中国知识分子的民族自尊心尤为强烈。民族自尊心愈强，其危机感愈烈。由后而反顾，亦即以现代的眼光回望，当时他们对“危机”明显是过度的反应。他们中的大部分矫枉过正，视中国文化为劣等，否薄自身的历史。所以，今人并不可将其时中国知识人的历史认识和现实认识原封不动地等同于对客观事实的说明。这一做法明显有着主观的偏差。

　　比如陈独秀说：“西洋民族自古迄今，……一切伦理、道德、政治、社会之所向往，拥护个人之自由、权利与幸福而已。……东洋民族，自游牧社会进而为宗法社会，至今无以异焉。……自酋长政治进而为封建政治，至今无以异焉。……忠孝者，宗法社会封建时代之道德，半开化东洋民族一贯之精神也”，③云云。如其所示，这里的“东洋”亦即中国，它被认为仍停留于“半开化”的“封建时代”这一历史阶段。所谓“半开化”，也就是将中国定位于文明与野蛮的中间，其所处历史阶段与欧洲相比整整滞后半个阶段。

　　他们大多并非客观观察中国的历史过程，而是视欧洲的历史过程为楷模，然后将中国削足适履地按这一模式进行解释，最后根据这一解释设定民族的课题。如前所述，鸦片战争视角坐标或近现代视角坐标产生于中国，乃拜马克思主义者的封建社会论争所赐。他们所憧憬的，是欧洲现代性形成这一绚丽多彩的历史图景。这一历史图景通常是这样被叙述的：欧洲现代性形成所依靠的，是否定中世纪；文艺复兴、宗教改革、产业革命、市民革命等现代性大事件孕育于中世纪、于反抗中世纪中脱颖而出，因此，在此意义上，这一现代性叙事是一出包含后现代思潮并起源于欧洲中世纪的不折不扣的系列连续剧。

　　然而，将这一欧洲独特的故事置于中国的场景中进行观察的话，首先，在制度上中国本来便不存在教会统治体系和封建领主制，所以，中国本来便没有一个脱胎于反叛中世纪的宗教改革和产业革命或市民革命——总之，它没有一个作为历史内核的所谓资本主义现代性——即使有，充其量也只是似是而非的假性存在。因此，只要视欧洲为基准，便只能得出中国没有所谓“现代（性）”的单色调而不无片面的结论。

　　对于1920～30年代的中国马克思主义者来说，其历史认识的障碍在于中国历史中并不存在封建领主制的中世纪。相反，被视为欧洲古代之象征的帝制统治体制，却自秦汉帝国成立以来，绵延不断长达二千余年之久。以欧洲模式为准却彰显了这一历史类型本身巨大的差异，亦即中国并无抗争的中世纪，因而也就不存在这一抗争创造物的现代（性）。结果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便提出了一个假说，设定了周秦以来达三千年之久的王朝与地主主宰的封建统治，至十九世纪中叶，因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这个社会的内部首先出现了巨大的变化，这一点，毛泽东的《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中有明确论述。也就是说，鸦片战争以后，王朝封建统治的延续状态被打破，不彻底的资本主义现代性，即半封建的现代性和帝国主义强权统治之下半殖民地状态的现代性便成型了。这便是他们构筑的“半”现代性叙述。

　　在中国被列强侵略之时，对于谋求民族独立、以被压迫阶级的民主主义解放为目标的中国改革者来说，这一“半”现代性叙述与其是构筑性叙述，莫若说是方针，甚至有时还是革命的实践指南。将中国从半殖民地状态中解放出来，使占人民中大多数的农民脱离半封建状态，建立人民民主主义民族国家，这是他们的革命目标。至少至二十世纪后半期，“鸦片战争（或现代性）”视角坐标尚还是有效的。但是，事后观之，其有效性过于政治性，甚至是非历史的。

　　此类的例证之一是对辛亥革命历史的解读。依照时间的推移平实地观察历史的话，辛亥革命结束了持续两千余年的秦汉帝国以来的王朝体制，这显然是世界史意义上的大事件。而且，尤其应注意到的是，它亦非采取了由诸如革命派中央军、民众乱军推翻皇权之类的模式，而是各省摆脱中央宣布独立。这一形态的革命可以说是史无前例。但是，“鸦片战争（或现代性）”史观对辛亥革命的评价却远远逊色于1949年的建国革命。1949年的建国革命被视为一场实现了反殖民地反封建的革命目标的革命，而恰恰在此目的上，辛亥革命则被视为是不彻底的。最近，日本的近代中国史研究界对这一革命一元史观有所反省，有的研究将从辛亥革命至建国革命为止的38年作为国民革命期或民国期，并尝试从中发现其独特的历史性格。但这一类的研究依然将辛亥革命当作国民革命的起点，亦即是说，此一观点仍囿于以建国革命为目的的目的史观中。这一类观点与革命一元史观并无二致。其局限性在于，“鸦片战争（或现代性）”视角坐标并非提取自中国历史的洪流，而是建构于外来的危机之中。在此谈论“鸦片战争（或现代性）”视角坐标之问题所在，并非是否定这一视角坐标本身。这一视角坐标以前在阐明近代中国的历史轨迹上贡献良多，今后亦将依然有效。在此只是想指出，仅仅依据这一视角坐标，将难于窥见酝酿了辛亥革命的近代中国的历史全貌。至少为了更立体地凸显近代中国的全貌，我们必须依据下列十六～十七世纪视角坐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