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兴在“二次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3)

　　二、黄兴在“二次革命”中是有贡献的

　　从总体上观察，黄兴对“二次革命”信心不足。作为身经百战的军事统帅，面对南北兵力悬殊和错综复杂的政治局势，他绝对会料到这场革命的结局是失败。因而，他的举动基本是知其不可而为之。非常理解黄兴的章士钊曾讲过：“上海计事。孙急而黄缓。然黄先生之缓，盖深悉其军力及错综之情状而为之，非得知孙先生迳情而直行也。计其时可用之兵，湘、粤均摧毁无余，已使两先生同为痛心，所剩者只区区南京第八师耳。此区区者，孙先生遽欲歆动其营、连长，戕杀师旅长，冒险以求一逞。夫未加遗一矢于敌人，先喋血于萧墙之内，此何等惊险前景！黄先生所为痛哭出师，谓身代先生以赴敌，留先生领大事者，其披肝沥血，万分情迫之言，可为知己道，而难求谅于后人者也。”(《辛亥革命回忆录》第2辑，第145—146页。)这段话真切、动人，道出了黄兴在“二次革命”中的苦衷，也极符合当时的历史真实。黄兴在明知不能取胜的情况下，“挥泪出师”，与袁世凯斗争，显示了大丈夫的伟人风范。如果不是以成败论英雄，则黄兴对“二次革命”的贡献是显而易见的。下面仅举三点：

　　其一、利用合法手段，揭穿袁世凯暗杀宋教仁的阴谋，争得舆论上的主动权。

　　宋教仁被杀后，袁世凯惧怕其阴谋败露，鼓动一批御用文人，把水搅混，甚至将暗杀宋的罪名栽脏于南方革命党人身上。许多不明真相的人不知其中底细，既不怀疑袁世凯的宣传，也不完全相信革命党人所说的袁是杀宋的主谋。在这种情况下，无论是“法律解决”还是“立即动武”，首要的任务是弄清“宋案”真相，用铁的事实去揭穿谎言，在舆论上占优势。为此，黄兴先和孙中山一起与江苏都督程德全联系，设法缉拿罪犯，搜寻证据。3月27日又致电总统府秘书长梁士治，探讨袁氏政府的动向。随后即千方百计推动程德全积极办理“宋案”。4月25日，以江苏都督程德全和民政长应德闳的名义公布了“宋案”的44件证据，充分证明袁世凯是谋杀宋教仁的元凶。第二天，黄兴即和孙中山联名通电，呼吁各省议会和地方社团“诸公有巩固民国，维持人道之责。想必能严究主名，同伸公愤也。”(《民主报》1913年4月27日。)与此同时，黄兴、陈其美等人又准备在上海组织特别法庭，审理“宋案”，并利用革命党人所掌握的报刊，有理有据地揭示“宋案”的经过，抨击袁世凯的罪行。这一着，打了袁世凯一闷棍，黄兴占了主动。袁先是有气无力地加以辩解，后又指使心腹公开反对成立特别法庭。黄兴寸步不让，立即致电袁世凯，指出中国还没有真正实行司法独立，“宋案”又关系甚大，必须组织特别法庭，并严正声明：“兴本不欲言，今为人道计，为大局计，万不敢默尔而息。宋案务请大总统独持英断，毋为所阻，以符勘电维大局而定人心之言，不胜迫切待命之至。”(《民主报》1913年4月27日，4月30日。)袁世凯见此电后，只能为赵秉钧等人辩护，毫无还手之力。4月29日，黄兴又致电袁世凯，指出宋教仁被杀，“铁案如山，万目共睹，非一手所掩饰。赵君为大总统左右侍近之人，是否与宋案有关，终当诉之法官之判断”。在此前后，黄兴等人不顾袁世凯的阻挠，让上海地方检察厅审理“宋案”，并票传赵秉钧到庭听审。袁世凯怕阴谋败露，阻止赵出庭。为混淆视听，袁世凯一伙又搞伪证，诬称黄兴与“宋案”有关，请上海检察厅票传黄兴。黄兴大义懔然，直赴检察厅，使袁党无言可对。至此，袁世凯彻底输理，黄兴等革命党人争得了舆论支持。

　　为了扭转在舆论上的这种被动局面，袁世凯在加紧扩军备战的同时，大造谣言围攻南方革命党人，尤其将攻击的矛头指向黄兴。他们造谣黄兴一是要破坏国家统一和社会安定，密谋起兵造反；二是要取代袁世凯，夺取大总统的权位。北京的《国报》曾连发几篇文章，其中有《黄兴造反》、《黄兴造反再志》等，称黄兴在武汉等地策运武装，密谋“反叛”，口号为“二十一由八，即黄字也”(《国报》1913年4月8日、9日。)。还讲黄兴正在组织“二次革命”和“三次革命”。北京出现所谓暗杀袁世凯的“血光党”事件后，袁诬黄兴为后台，竟然让北京检察厅票传黄兴。《神州日报》4月30日和5月6日连刊消息，讲黄兴正在上海等地调兵遣将，“南京政府成立，举兵北伐，以李烈钧为北伐总司令官”；“要求袁世凯总统解任，让黄兴代理临时大总统。”(《神州日报》1913年4月30日，5月6日。)还称黄兴已向法国借款，扩充军备；已在湖南加强招兵训练；黄兴等人已“拥兵十余万”。这些谣言表明，袁世凯已无法在“宋案”问题上作文章，其在黄兴等南方革命党人的舆论压力下只有招架之功，而无还手之力；同时也可以看出袁世凯是将“破坏安定”的罪名加在孙中山、黄兴头上，马上要起兵讨伐了。由此也从反面透露出，黄兴利用合法手段的斗争是成功的。

　　其二，在合法斗争的同时，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条件，努力作好武装反袁的准备。

　　“宋案”发生后，黄兴虽然不同意孙中山立刻起兵讨袁，但他十分尊重孙中山，从来没有放弃武装斗争的准备。在组织四都督（广东、湖南、江西、安徽）联盟的努力受挫后，即等待时机，进行新的军事动员。6月里，随着袁世凯谋杀宋教仁的罪名大白于天下，以及李烈钧、胡汉民、柏文蔚三都督的被免职，许多革命党人都认识到袁世凯肯定要动武，如不武力反抗，只有死路一条。李烈钧等人无论从个人利益还是从革命党的利益考虑，只能对袁冒死一击。黄兴抓住这一时机，随即在上海、江苏作军事布置，并派谭人风往湖南运动军队，令宁调元等赴湖北发动起义，同时协调广东、江西、安徽等地革命党的关系，团结起来，奋力讨袁。黄兴当时的战略方针是，以江苏的南京为中心，联合上海、徐州、江西、安徽、两湖、广东、旁及福建等地，以南抗北，抵御袁世凯的军事进攻。但是，促成这样的武装反袁格局是很困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