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兴在“二次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2)

　　“我到上海后，同孙、黄两先生及在沪同志会商处理宋案的办法。大家都异常悲愤，主张从速宣布袁世凯谋杀宋教仁的罪状，举兵讨伐。当即商定由孙先生密电广东陈炯明，黄先生密电湖南谭延闿作出兵的准备，并派我同李根源、张孝准赴南京发动第八师准备出兵讨袁。但陈炯明、谭延闿部回电声述出兵困难，说他们内部不一致，实力还薄弱，不能在此时出兵。南京第八师的陈之骥、陈裕时，王孝缜、黄恺元等都就第八师兵士缺额尚多，以前归第八师指挥的林虎一个团已调往江西，湖南都督谭延闿因湘省防务空虚，又把该师陶德瑶的一个团由赵恒惕率领调回长沙。他们还责备我在留守府主持裁兵时禁止第八师招兵，又撤了一个团长、以致他们不得不把招兵计划延缓下来。因此，他们的结论也是：现在还不能出兵。我们回上海向孙、黄两先生报告南京情形后，黄先生鉴于掌握兵权的人既不肯在此时出兵讨袁，仅仅我们在上海几个赤拳的人空喊讨袁，是不济事的。他遂主张暂时不谈武力解决，只好采取法律解决的办法，要求赵秉钧到案受审。黄先生这种用法律解决的的主张也是有一种用意的。他认为当时国人还未认清袁世凯的凶恶面目，还以为反袁是国民党人的偏见；我们如果通过法律解决的办法把袁世凯谋杀宋教仁的真相暴露出来，使国人共见共闻，即可转变国人对袁世凯的看法，激起国人的公愤，使他们转而同情国民党。”(《辛亥革命回忆录》第1辑，第206页。)

　　李根源多年跟黄兴一起战斗，过从甚密，很多人称其为黄兴的“幕僚”。李上述这段回忆真实地道出了当时黄兴不同意孙中山“立即动兵”的原因和所谓“法律解决”的内涵。黄兴的用意是通过“法律解决”揭露袁世凯的真面目，使受其蒙蔽的大多数国民猛醒，取得道义上的支持，同时利用这一过渡时期集中兵力，统一部署，再推翻袁世凯的独裁统治。鲜于言辞又从不吹嘘自己的黄兴并没有将这种用意充分表达出来，他和孙中山等人的辩论至今也未找到可信的原始记录，这使后来的治史者，往往难于把握黄兴“法律倒袁”的真谛。李根源在半个世纪之后，还能完整地复述黄兴那时的政治企图，说明黄兴的主张是系统的、明确的，也曾得到李根源等一大批革命党人的支持。

　　实事求是地讲，宋教仁被刺后，即使孙中山、黄兴可以动员足够的兵力，立即讨袁还是有难度的。因为一则袁世凯的独裁面目还没有大白于天下，必须打出“法律”的旗号使袁谋杀宋教仁的罪行暴露无遗，解除人们对袁的迷信；二则经过辛亥革命的社会大动荡，国民有一种求安定的普遍心理，如果动武讨袁，必须有足够的舆论宣传，得到国民的理解和支持。所有这些，都需要一定的时间。

　　“宋案”发生后，南方革命党人的不少报刊虽然刊出了不少揭露袁世凯反动本质的文章，呼吁推翻独裁专制统治，但还不足以使渴求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的多数国民所理解。加之袁世凯的御用文人，鼓唇弄舌，造谣中伤，舆论界一片混乱。富有政治经验的袁世凯深知“国人思安”的情绪可以利用，于是竭力呼喊国家统一、社会安定，并将破坏安定、“造反作乱”的罪名栽在孙黄等南方革命党人的头上。被袁收买的一些官僚、政客、军人、知名人士、一些不明真相的社团、社会名流，还有一批真诚企望国家安定的好心人，都纷纷致电孙中山、黄兴，或发表文章，反对南方革命党人起兵，形成一股不得不重视的舆论压力。

　　1913年5月7日，上海总商会发出通电称：“光复以来，瞬经一载，损失纵不可数计，而秩序渐定，人心渐定。当此春夏之交，正商业渐进之际，满望国会成立，选举正式总统，为我商民造福。讵意风波迭起，谣诼明兴，谗说讹言，如沸如羹，致人心静而复动，国家安而复危。……务祈大总统、国务院、参众两议院、各省都督、民政长以保卫商民、维护秩序为宗旨，无使我商民喘息余生再罹惨祸，坐致大局沦胥，贻革命丰功之玷。”(《上海总商会要求保卫商民维持秩序通电》、《黎副总统政书》卷20。)

　　宋良在《民主报》撰文云：“前次大革命之后，元气凋丧，民力疲极，并力恢复，犹虞不及，庸能再受莫大之损失乎？且社会心理，莫不翘首企踵以渴望太平之隆盛，一闻变起，心惊胆裂，寝食为之不宁，较诸前次革命时，闻兵变而色然以喜者，盖大相悬绝者矣。夫人民之厌敌既如此，则尚有谁敢为戎首，轻心发难乎？发难之后，谁肯附从之乎？此我国之无二次革命之余地可知。”(《民主报》1913年6月1日。)

　　岑春煊5月26日致电张呜岐指出：“须知今日疮痍满目，穷人塞途，散勇遍地。若激之使变，逼成兵端，必致盗贼蜂起，生灵涂炭。且恐扰及外人，无可收拾。”(《民主报》1913所5月29日。)

　　类似这样的议论，还可以找到很多，它表明1913年春夏之际的“人心”和武昌起义时大不一样。两年前是“人心思动”，如今则是“人心思定”。这无疑不利于孙中山、黄兴等人立即起兵讨袁。孙黄也曾感到形势的严峻，采取发通电、演讲和利用报刊宣传等手段表明讨袁的必要性和正义性。但从根本上扭转视听，也绝非是件容易的事。就是蔡锷这样富有正义感的军人，当时对讨袁都不理解，当黄兴派人和他联络共同起兵时，他却称：“现在袁贼逆迹未彰，师出无名，故我主张暂时忍耐，时机未到，劝公等万勿轻动。”(转见毛注青：《黄兴年谱》，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23页。)诚然，蔡锷那时受其师梁启超的影响很深，其政治立场基本倾向于进步党，所以他反对“二次革命”的原因是很复杂的。令人难解的是，李烈钧这样“二次革命”的中坚分子，在起兵讨袁上也曾举棋不定。1913年6月9日，袁世凯罢免了李的江西都督。李烈钧仍未完全下决心起兵。深知机要的赵正平回忆说：

　　“当时赣中将领集议，想即行通电否认此乱命。我当时觉得事体重大，就献了一议，不如先行电询湘、皖、闽、粤诸省，再行决定。当由我起草电稿，即用密电急发。不一日，而复电都来。湘谭（延闿）主张我从众，皖柏（文蔚）主张不如大家撒手，粤胡（汉民）且言我不久到沪，可在沪相见，闽孙（道仁）也含糊。这样一来，李氏就决定下野，自己准备些款项，拟带一群英俊青年，分赴东西洋留学。”(《仁斋文选》，转见朱宗震等编《民初政争与二次革命》，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578页。)

　　由此可以断言，“二次革命”决非由孙中山的主观意志所决定的，它是袁世凯步步紧逼以及一些南方革命军人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为求生存而被迫反抗的产物，也是民初各种社会矛盾和各派政治力量交相运作的结果。反袁的枪声究竟哪一天打响，孙中山是无力作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