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兴在“二次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

　　关于黄兴在“二次革命”中的表现，一些论著颇有微词。主要论点是“宋案”发生后，黄兴主张法律解决，延误了战机；反袁战役打响后，黄兴又“措置软弱”，被动挨打，使南京失守。但是，从“二次革命”发生的背景、过程和黄兴的作为来实事求是地分析问题，不难发现上述论点偏颇之处甚多。实际上，黄兴作为“二次革命”的核心人物之一，力所能及地作出了应有的贡献。客观地讲，没有黄兴，“二次革命”是难以想象的。

　　一、“立即武装反袁”是不现实的

　　“二次革命”是孙中山、黄兴为代表的南方革命党人和袁世凯集团的一次实力较量，由于悬殊太大，孙黄以失败而告终。但一些革命党人后来在总结这场革命时，较少从双方实力上找原因，而是归之于“宋案”发生后，没有立即武装讨袁，使袁世凯有了足够的准备时间，以致南方军惨败于北洋军之手。陈其美在1915年2月4日的《致黄兴书》中即称，当孙中山提出对袁“速战”的时候，“乃吾人迟钝，又不之信，必欲静待法律解决，不为宣战之预备。岂知当断不断，反受其乱。法律以迁延而失效，人心以积久而灰冷，时机坐失，计划不成。”(何钟萧辑：《陈英士先生纪念全集》上册，卷2，第24页。)柏文蔚亦称：“二次革命所以失败，败于和战不决，未能先发制人。”(《安徽二次革命始末记》，《革命文献》第44辑，第264页。)这些议论充满了自信和对他人的指责，但当时的客观实际与此有较大的出入。

　　宋教仁被刺后，在反对袁世凯独裁统治上出现过三种意见：1、孙中山主张“速起兵以武力解决之”；2、黄兴则提出冷静对待，以法律解决；3、章太炎在《民主报》声言：“宋案当以政治解决为妥善，法律解决相提并进。”(《民主报》1913年4月26日。)这些看法大体反映了南方革命党人的主要观点。平心而论，孙中山的意见代表了历史的走向，武力讨袁势不可免；章太炎的观点较含糊，也未产生较大的影响；黄兴的看法被称为“稳健派”的心声，但有较复杂的背景和内涵。

　　黄兴反对孙中山“立即动兵”，呼吁“法律解决”，虽然反映了他对特殊的中国国情认识不深，看不清法律对专制独裁者不起多大作用，但绝非对袁世凯抱有什么幻想。孙中山和黄兴在武昌起义后的近两年时间里，一度为袁世凯的伪善面目所迷惑，但宋教仁的被杀以及袁世凯的倒行逆施，已使他们猛醒。虽然在一些公开的言论中对袁十分客气，但推倒袁氏、重建共和已是他们共同的奋斗目标。黄兴在致孙中山的信中称：“宋案发生以来，弟即主以其人之道，还制其人之身。先生由日归来，极为反对。”(《黄兴集》第357页。)黄兴这里是要派人暗杀袁世凯，孙中山不同意。3月25日之后的几天，当孙中山提出对袁“立即动兵”后，黄兴的意见是“宜持以冷静态度，而等正当之解决。”(《孙中山选集》上册，第96页。)黄兴这种态度，主要出于两方面的考虑：一、兵力不足，难以讨袁；二、一旦起兵，且不说胜利没有把握、还会使政局大乱，黎民百姓受苦。孙中山回忆他和黄兴交换意见时说：“公非难之至再，以为南方武力不足恃。苟或发难，必至大局糜烂。”(《孙中山选集》上卷，第96页。)周震麟回忆说：“克强先生则认为袁世凯帝制自为的逆迹尚未昭著，南方的革命军人又甫经裁汰，必须加以整备才能作战，因而主张稍缓用兵，以观其变。各省领兵同志多同意黄的意见。”(《辛亥革命回忆录》第1辑，第338页。)沈亦云称当时稳健派的想法是：“郑重估计的人以为袁氏非清室闇弱可比，而革命党已精疲力尽，人心之趋向也与辛亥不同。”(《亦云回忆》第82页。)日本外务省档案中亦记云：“黄兴作为军人，专事战争之人也，以其深刻注意，宁为慎重论调。”(转见陈锡祺主编《孙中山年谱长编》第815页。)这些记述表明，黄兴对孙中山的意见并非一意反对，而是从具体情况出发感到无法落实。孙中山作为辛亥革命的领袖，能够在革命的一些关键时刻提出带有指导性的意见，这是很了不起的。但不少事情的落实，多由黄兴去办。而黄兴一向顾全大局，任劳任怨，只要有可能就全力推进。多年的生活习惯，使孙中山重理想，黄兴重实行。理想家往往善于把握时代的走向和未来的选择，实行家则较多注重主客观条件和现实的可能。孙黄在“宋案”之后意见的分歧就是理想家和实行家之间差异的反映。从1913年春夏之交的客观情况来看，黄兴是无法将孙中山的意见落实的。当时袁世凯兵力较南方革命党强大得多，他直接控制着13个师，又都经过正规训练，粮饷和武器装备更非南方革命军可比，外国列强还暗中支持。黄兴在辞去南京留守后，虽然组建了4个师，由陈之骥、章梓、章驾时、冷通分任师长，但一少训练，二缺经费、三又内部不团结，黄兴指挥起来十分困难。江西李烈钧、广东胡汉民、安徽柏文蔚、湖南谭延闿手中有一些军队，但各有小算盘，内部亦有这样那样的矛盾，如归并在孙中山、黄兴的旗帜下，奋力讨袁，还有相当的难度。这种状况，黄兴相当清楚，他自然对孙中山“立即动兵”的意见持消极态度。亲身经历此事的程潜回忆说：

　　“克强上年在南京解散军队后，又另外编了四个师，以陈之骥（第八师）、章梓、章驾时、冷遹分任师长。四师靠苏、皖省财力支持，不虞匮乏，器械也比较精良。假使从建军起，克强能快选将领，严加训练，则到宋案发生时已有一年之久，南京四师应该业已成劲旅，足以应付任何事变。无如一年以来，领导无人，致使军队有名无实。例如陈之骥系冯国璋女婿，官僚气味浓厚，旅长黄恺元为湖北富商之子，两人虽有爱国反满的热忱，却少推倒袁氏的本领。王孝缜（第八师另一旅长）算是耿介之士，但亦非济变之才。章梓虽富于革命性，但为一纯粹文人。其他自郐以下，不足深论。这些军队以领导不得其人，所以训练并无成绩，组织亦甚复杂正如一盘散沙，实无作战能力。南京之外的四省，如皖省军事力量，即包括在南京四师之内，此外别无军队，又意见分歧、尔虞我诈，在在堪虞。江西军队号称两师，实则只有留守府拨倍的林虎一团可以作战，其他皆蹈言过其实之病。广东僻处岭外，亦无训练有素的军队，而胡汉民与陈炯明同床异梦，更是致命之伤。至于湖南，已如前述，一兵一卒未练，仅恃赵恒惕一派，倚为长城。由上所述，可见四督联盟，军力异常脆弱，内部团结亦有问题，只不过在政治上提出反袁的号召而已，而四督联盟之不足以抵抗袁氏的进攻，却早在意料之中。加之、黎元洪倾向袁氏，论地利与政治影响，均对四督联盟十分不利。”(《辛亥革命回忆录》第1辑，第88—89页。)

　　这段回忆，有两点值得重视：一、南京临时政府解散后，由于孙黄对形势估计的失误，没有重视军队建设，所以实际拥有的兵力有限；二、现有的4个师，问题很多，缺乏战斗力。而对如此严峻的现实，一向务实的黄兴是绝对不能轻易言战的。但是，黄兴在多年的革命生涯中，以及在和孙中山并肩战斗的岁月里，从来是顾全大局的。当孙中山等人一再坚持起兵讨袁后，他的法律解决的主张也就不再提了。随即致电湖南的谭延闿准备出兵，又派人往湖北运动军队，还让李根源等去南京游说起兵讨袁。孙中山亦密电广东的胡汉民等人，望速起兵。但结果是，湖南借口“防务空虚”，无法从命；广东回电“出兵困难”；南京的意见是“现在还不能出兵”。事实证明，孙中山的设想只是一厢情愿。这种局面，李根源曾作过极中肯的分析，其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