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一百周年纪念（上）(3)

　　今天中国铁路已经四通八达，连世界屋脊西藏都有了铁路，终于实现了孙中山先生的理想。我更盼望100年前先烈就为之奋斗、詹天佑先生就为之筹划的川汉铁路早日全线通车。乘着沪蓉高速列车，朝发夕至，我一天就能返乡，不亦乐乎！

　　（二）辛亥春秋与同盟会

　　为推翻封建皇朝，中国民众在先进知识分子的带领下前仆后继，其奋勇斗争可歌可泣。辛亥革命的爆发不是偶然的，而是中国民主主义革命力量积累的必然结果。在辛亥以前的十多年中，中国同盟会与其前身兴中会、华兴会，及光复会先后举行了一系列反清起义，较大的十二次发生在广东广州（1895年）、惠州（1900年）、江西萍乡、湖南浏阳、澧陵（1906年）、广东潮洲（1907年）、惠州（1907年）、钦州、廉州（1907年）、广西镇南关（1907年）、安徽安庆（1907年）、广东钦州、廉州、上思（1908年）、云南河口（1908年）、广州（1910年）、广州黄花岗（1911年3月10日）。其中 除1906年萍浏澧起义为同盟会成立后会员的自发行动、1907年安庆起义为光复会所为外，其余十次都是孙中山先生所组织（前二次，为兴中会所为，后八次为同盟会所为）^[3]。热血志士以身殉国，全国舆论有口皆碑。除此之外，还有革命党人对满清高官的暗杀行动（1907年安庆起义以光复会会员徐锡麟刺杀安徽巡抚恩铭发难，徐锡麟与秋瑾先后牺牲；1910年同盟会员黄复生、汪精卫谋炸摄政王载沣，未遂被捕）。所有这些运动的失败一次次教育了革命党人，使他们感到必须发动新军（洋务运动后清政府在各地举办、训练的使用枪炮的西式军队），起义才可能成功。

　　中国同盟会1905年7月成立于日本东京后，总部将骨干积极分子分别派遣还乡去秘密发展组织。短短三年中大陆各省都建立了同盟会支部，连同侨界，登记的同盟会会员就发展到了近千人^[4]。全国各地还有许多社团，甚至帮会在进行反清活动，它们起初是自发的，随后逐步与当地同盟会联络，或者被同盟会影响。由于它们活动在社会底层，联系的群众更多，就孕育了较大的革命力量。例如，四川的保路运动就是在以龙鸣剑为首的同盟会员的引导下从立宪党人领头的保路请愿演变成了反对满清皇朝的全省起义，并在很大程度上依靠了当地哥老会的力量。在湖北，从日本留学归国的同盟会员和爱国志士特别多，他们有的参军，在新军中发展组织；有的结社，先后出现了日知会、共进会和文学社。共进会是在同盟会会员的联络下各地哥老会、孝友会、三合会、三点会等会党的联合组织，1907年在日本成立，以四川孝友会首领张百祥为领袖，孙武为湖北主盟人，在川东和湖北会众很多，力量较强。共进会以同盟会的宗旨为宗旨，特别着重于反满宣传，但将同盟会纲领“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中的“平均地权”改成了“平均人权”，使会众中地主出身或与地主阶级有密切联系的上层分子能够接受^{[5 ]}。文学社的前身是群治学社和振武学社，表面上讲求武学，暗地里从事反满革命活动。1911年改名为文学社，以研究文学为掩护，积极地在新军中发展革命组织，同时发行《大江报》，从事革命宣传。主要领导成员为同盟会会员蒋翊武、刘复基、杨玉鹏和詹大悲、李六如等。到1911年7月社员已发展到五千多人，占湖北新军总数约三分之一。出于对革命形势的分析，由宋教仁、谭人凤、陈其美等发起建立了同盟会中部分会，重点发展长江流域的革命运动，居正任湖北负责人。谭人凤与共进会和文学社分别建立了联系，指导他们的行动，促使共进会和文学社于1911年9月联合，准备起事。中部同盟会原定10月底十一省同时起义，由于四川保路运动告急，武昌兵力比较空虚，给革命党的举义一个机会，如果不举，则更多新军要被端方带去四川，则起义的军人将要减少，在这样的形势下，共进会和文学社决定先在武昌打响。

　　共进会和文学社共同组织了一个领导机构，起义的临时总司令部设在武昌小朝街八十五号文学社的汉口总部，由蒋翊武任总指挥，孙武任参谋长。不幸的是10月9日上午孙武在汉口俄租界宝善里安装炸弹时不慎引发爆炸，孙武受伤住院，机关遭到破坏，所有起义的旗帜、符号、文告、印信和名单均被俄租界巡捕搜去。蒋翊武便发出当日午夜起义的紧急命令，该命令还没有完全传达下去，总司令部被清军破获，刘复基、彭楚藩、杨宏胜三志士被捕，于10月10日晨被杀。蒋翊武乘间逃逸，藏匿新沟以待。张振武回乡变卖祖产以充革命经费，返回时适逢清吏大肆搜捕党人，遂在危急中联络各方准备发动。10日夜，新军第八镇工程第八营熊秉坤带头发难，率起义士兵四十余人向楚望台军械局进攻，防守楚望台的工程营左队士兵起来响应，义军于10月10日夜11时攻占楚望台军械局。武昌城各处的革命党人听到枪声，都向楚望台聚集，短时计议后决定进攻总督署。工程营左队士兵将队官吴兆麟找到，推举他为临时总指挥。在蛇山上大炮的猛烈轰击下，总督瑞徵破墙而出，逃上兵舰。11日上午武昌完全为起义军占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