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翊武与熊秉坤之比较研究（下）(5)

十五、再次携手从事反黎、袁斗争

　　一九一三年三月，宋案发生，湖北首义同志，特别愤慨，“适黄兴托田桐带函季雨霖、熊秉坤、蒋翊武等，部署湖北讨袁军事”，函云：“遁初惨遭狙击，经据凶手具吐实情，令人骇怒。大憝未除，必滋后患，吾党同志，务当振奋精神，重新努力”（《辛亥武昌首义史事志》P.146；《黄兴与中国革命》P.154）要求为讨袁作准备。于是，众人决定开会研究办法，第一次会在武昌昙华林第八师留守处，因蒋翊武不在，到会人数很少，熊秉坤提议用请客方式进行联络。第二次在汉口某餐馆聚会，决定组成“改进团”机关，意在“改进湖北军政，继续革命事业”。改进团实为国民党武汉交通部属下之一秘密组织，蒋翊武回汉后，即以交通部为反袁活动之大本营，多方联络旧部，他虽未列名领导成员，却积极参与谋议。改进团推季雨霖为团长，骨干分子有熊秉坤、蒋翊武、詹大悲、蔡济民、杨王鹏、王文锦、王华国、钟仲衡、温楚珩、章裕昆等（《辛亥革命词典》P.239），多为原文学社社员。该团遍设机关，运动军队，招纳退伍军人，联络会党，有众数万人，“席改革之余风，以推倒袁、黎为宗旨”，“遍送传单，约期起事”，武昌城内，“连日发现宣布黎元洪罪状之印刷物多起”，“风声鹤唳，草木皆兵”，事为黎元洪侦知，黎慑于湖北倒黎风潮，乃先发制人，派兵破获机关多处，逮捕数人，并电请袁世凯派遣北洋军队入鄂弹压，汉口各国领事团也电调兵舰七艘停泊江中，“戎备之严，较阳夏战时尤甚”，在黎元洪“宁滥毋缺”的方针下，“连日军警破案，或一日十余起，或提犯数十名”，“日有擒斩，连续不绝”，“所杀者十九系军政学各界知名之士”，侦探大佬刘贵狗裁诬邀功，枉杀无幸者不可胜数（见《黎副总统政书》卷8，P.11；1913年4月4日、11日、13日、10月30日《民权报》），季、熊、詹、田被迫离开武汉，逃往上海、黎即下令通缉，并对季、熊及曾尚武进行缺席裁判，被判处绞刑。是为改进团第一次失败。

　　此事发生后，4月8日、9日两天，北京《国报》连续发表关于黄兴与改进团的两篇报导，题为《黄兴造反》和《黄兴谋反再志》，说是“此次武汉谋变，皆由黄兴主持，秘密机关设在汉口国民党交通部事务所”。该消息牵涉国民党上层的许多骨干，特别是原文学社的主要成员，说文学社“即今日鄂中造反，被拿被杀诸军士也。文学社自倡二次革命后，全部并入国民党，文学社以蒋翊武为主，多湖南人。鄂军官季雨霖、熊秉坤、蔡济民等皆昔日之文学社，今日之国民党也。黄兴以铁路督办到汉，密与文学社军官谋倾鄂之法……而此次湖北谋乱之象生矣。推倒湖北之先声：黄兴至沪，密开大会，指示方略，推倒湖北全省自都督以下各行政长官。鄂人居正、石瑛、田桐皆与会，谋鄂之议定。鄂中将蔡济民、季雨霖皆赴上海与黄兴接洽，蒋翊武亦由北京归汉，至沪而组织谋反机关成矣。组织谋反之计划：湖北军队属于文学社国民党军官者：（一）蔡济民、吴醒汉所领之军务司二营；（二）王文锦所领之宪兵两营；（三）季雨霖所领之八师两标（今已退伍、改隶王安澜），国民党人以所属军队无多，而熊秉坤所属之一协已退伍。于是运动退伍诸人，为先发制人之计……”（转引自《民初政争与二次革命》上编P.282－283）。

　　这则报导，有些地方虽与史实颇能印证，但文中也有许多失实之处，纯属揣度之词，例如季雨霖、熊秉坤二人并非文学社员。季原为日知会员；熊本是共进会的人，但孙武组织民社后，他即由共进会分化出来，而加入同盟会改组之国民党。由于文学社一贯坚持反袁，《国报》便误以为季、熊更一定是文学社员了，以致后世学者也有“改进团推前文学社干部季雨霖、曾尚武、熊秉坤等为首”之说（见李时岳：《辛亥革命时期两湖地区的革命运动》P.117），《国报》的这则领导，处处把文学社扯了进去，主要是以此来对抗国民党人对袁世凯暗杀宋教仁的揭露和声讨，也显然暴露了袁世凯一伙对革命党人隐藏杀机。

　　等敌人的镇压风潮稍稍平息，往日同志又齐集武汉，继续从事反袁斗争。熊秉坤于上次失败后詹大悲曾劝其赴江西李烈钧处洽商反袁，并为李绘制过鄂东地形图，以备作战之用。后至上海，黄兴派他和季雨霖、詹大悲等回汉活动。蒋翊武、王宪章、杨王鹏、潘康时、王文锦、王华国、章裕昆，钟仲衡、钟畸、阙龙、胡玉珍、温楚珩、蔡济民、吴醒汉、刘英、丁人杰、黄申芗、梁锺汉、李亚东诸人陆续汇合，此次活动的策划者主要是文学社党人。“因蒋翊武是国民党汉口交通部部长，所以用国民党的名义开展活动”（《辛亥武昌首义人物传》上册P.36），但以改进团原有结合为基础，组成新的领导机构参谋团（亦称公民讨贼团），人还是那些人，故仍习称为改进团。总机关仍设于原汉口交通部内，采合议制，确定了军事、联络，交通和总务的人选。蒋翊武虽然未任职领导，但极力加以赞助，他函电各地，邀集文学社旧侣重返武汉，“又与季雨霖委任江维汉为鄂强军第二师师长，李幼融为第三旅长”（《时报》民国二年九月六日），并联络驻襄河之刘铁、章裕昆部，约定必要时“就在湖北干起来”（《湖北文史资料》（四）P.124），参谋团与湖南党人相约一致行动，对豫南及京汉线，鄂西鄂北的讨袁军事均有所部署，并联络汉阳兵工厂及有关军队预期发难，同时函请上海派人参加。

　　6月，国民党三都督被袁世凯免职，袁复派兵南下，其势汹汹，南北对决一触即发。面对这种局势，只有立即起义，先发制人，打乱袁世凯以湖北为根据地向江西进攻的部署，“季雨霖、蒋翊武等决定于6月25日晚发动起义，由城外南湖驻军发难，进攻起义门，与城内驻军汇合后攻都督府，推翻黎元洪的统治”。（贺觉非、冯天喻：《辛亥武昌首义史》2006年5月版P.460、483），并急电襄河驻军限信到之日起两天内进据汉阳，26日占领武昌，又派人联络刘家庙，谌家矶一带驻军，准备占领汉口（《湖北文史资料》（四）P.124），在部署起义的过程中，蒋翊武无疑是一位具有举足轻重作用的人物，所以史书上有：“1913年6月26日，国民党汉口交通部蒋翊武等谋反袁起事”的记载（《辛亥武昌首义史事志》P.152）。可惜的是，到了预定起义的这天晚上，虽然武昌城内有几处纵火发难，但没有得到广泛响应，并且很快遭到黎的镇压，多处机关被破获。25日，章裕昆率天门、潜江驻军如期举事，次日京山、沔阳等处驻军响应，章裕昆称总司令（1913年7月5日《民立报》）。但起义内部不统一，很快便被政府军击溃。7月，改进团领导和骨干在汉口租界松廼家再次集议，并密令刘铁在沙洋宣布独立，季雨霖又派熊秉坤赴仙桃、沙洋两处活动，并命其军需侯静安陪同前往，而部队意见不一，难于进行而归。刚在汉口上岸，即有密探跟踪，熊用跑步冲进租界，幸免于难，侯静安迟一步，次日即遭捕杀。时环境极恶，黎派侦探严密监视，孙武也以义威将军身份对刘贵狗、蔡汉卿、杜邦俊、平福胜、沈洪斌、李逢春等共进会败类，颐指气使，日以破获机关，缉捕党人为能事，并迫使租界引渡被捕者。尽管如此，湖北革命党人仍然在武汉、岳口、皂市、仙桃、潜江、沙洋、京山、荆门、钟祥、保康、房县及鄂西一带策动兵变和暴动。再次失败后，参谋团决定疏散，分赴外省另谋再举，“季雨霖、蒋翊武、詹大悲、蔡济民、熊秉坤等领导人分别逃往上海和湖南，黎元洪在改进团事件中屠杀革命者至少三百余人，逮捕一千多人”（见《辛亥革命词典》P.239）。

　　经过黎元洪数次血洗之后，湖北地区的革命党人（主要文学社员）幸存下来的极少，且难以在湖北立足。蒋翊武、熊秉坤等人参与领导湖北反袁起义，为他们的人生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虽以败绩告终，但在政治上和战略上都产生了很大影响，实为二次革命之前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