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翊武与熊秉坤之比较研究（下）

十、起义爆发时的领导问题

　　双十之夜的军事行动得以如约举行，无疑是武昌起义取得成功的关键，而伟大的辛亥革命即由此爆发，首义志士们的英雄业绩及其献身精神历来受到国人的推崇、景仰与缅怀，这是值得众多当事人引以自豪的，论者之注意亦多集中于此，都想一抒己见，对此作出评述。于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其中虽不乏足资征信的记载和比较客观的剖析，但也有由于记忆失误，互相抵捂，或贪他人之功为己功，或杂个人喜怒以失真相者亦复不少。例如：有的说武昌首义是宝善里一颗炸弹引起的偶发事件，他们“为尊者讳”，不去谴责孙武玩忽职守，弹爆失机的过错，反而予以粉饰，似乎孙武此举不但无过，反而有“功”（近年武汉出现一组宣传画，为孙武张目，其中一幅将孙武头像置于彭、刘、杨三烈士之上，意在抬高孙武身价。殊不知这种类比并不妥当，这马上会使人联想到，正是由于孙武的一颗炸弹，夺去了三人的性命，孙武能问心无愧吗？而且三人均为文学社社员，与孙武并无隶属关系，是不能把二者硬性拼凑在一个画面上的）。并将出事日子说成是八月十七，本来是上午而说成是下午；有的不承认蒋翊武有八月十八日十条十款的命令，只说是个简单的“通知”，炮队的命令没有送达，贻误戎机，不归咎传令者的严重失职，反而为之百般开脱（当日邓某犹豫胆怯，迟迟不去炮队传令，以致届时号炮未响，起义流产，三烈士惨遭杀害，则邓之行为令人思之实感痛心疾首）；有的则轻描淡写，只很简略地写一点由工程营熊秉坤发难就完事，而关于“发动时间”系由熊与谢涌泉共同商定以及楚望台军械库实为马荣所占领这样的重要环节却支字不提，并一味在“工程营谁打首义第一枪”，“城内外谁最先发难”等支节方面争论不休，使熊公处于不利地位。

　　有些著作脱离具体史实，为了美化吴兆麟，特别强调他是日知会员，其实他是日知会的叛徒，日知会案发后他便已“上书自首”，得以“免究”，从此不再与闻革命事，甚至还破坏革命，如开除雷振声，恫吓罗炳顺等等。这些书又把吴兆麟说成是整个武昌起义的临时总指挥，过分夸大了吴的所谓领导作用。吴事先没有参预起义的准备活动，起义后才被工程营部分士兵推为临时指挥，而其“能指挥之兵力，亦不过炮、工两大部分耳”，（曹亚伯：《武昌革命真史》中册P.108），也就是说，吴所指挥的是曾到楚望台集合的一部分起义部队，不是全部，更不包括未曾到过楚望台的其他起义部队，其名义虽是“总指挥”，实际上只能起一个标代表的作用而巳。熊秉坤也说，吴的指挥权力“仅限于工程第八营”，而武昌起义所以能获得成功，是由于“幸各单位同志均能和衷共济”（《首义录》（一）P.43），而且，吴的所谓“指挥”并不称职，相当被动，显得低能。如果不是张鹏程大声疾呼，率众进攻督署，当夜的战斗还不知是何结局（《辛亥革命武昌首义史料辑录》P.73）李廉方认为：“至于各标营出动之任务，惟有十八日延未达到之总指挥命令，事前并无集合楚望台之决议”。“其出动各部，有往楚望台者，大抵往取枪弹，非奉命而来，吴兆麟为临时总指挥，系工程营拥戴，亦无约束各标营之权威”，（《辛亥武昌首义记》P.85）关于十九之夕吴兆麟被带到楚望台之后的表现，吴醒汉形容为“呆若木鸡，无所作为”（《武昌起义三日记》载《辛亥革命》丛刊第五册），李翊东则补充说：当八月二十日晚清军管带郜翔宸残部袭击都督府时，吴兆麟竟私自换装欲逃，背弃革命，“此吴兆麟之畏怯偷避，无可讳言者”（《辛亥革命武昌首义史料辑录》P.84）（按：吴兆麟本共进会所引荐并拥戴之人，吴醒汉与李翊东又是共进会员，当时亲预其役，所述当较真实可信。

　　这类著作还特别强调起义的“一片混乱”，把革命士兵说成起义后还“不知道下一步应该怎样行动”，这种描述，显然和抬高吴的身价，表明“指挥”的重大作用有关。诚然，由于孙武弹爆失机引发的一系列事故，起义的日期发生了变动，同时失去了最高领导机构和战地的统一指挥，发难时不可避免的会引起某种“仓惶”的感觉，表面上看好像处于无领导状态，但革命党人早就有了起义的思想准备，又曾集体研究过起义计划并接受了具体布署的起义命令，各标、营代表，即文学社和共进会的中、下级干部们，既明白在全盘起义计划中自己所担负的任务，又了解本单位的情况，他们本着坚强的革命决心，奋勇当先，率众冲击。事后起义者方维说：“昨夜幸有翊武下了一道命令，不致今日仓猝失败”，（詠簪：《武昌两日记》P.51），李廉方也说：“故首义之事虽暴发，而各标、营行动皆能达其适当任务，不可谓非统筹方略之所指示，若归功於某某（意指吴兆麟）临时策动一切，非事实也”（《辛亥革命首义记》P.76），叶国素也在文中充分肯定了蒋翊武命令的巨大作用，说武昌起义爆发后，“志士仍如率然在山，雍渠在原，首动尾应，一唱众从，推翻帝制，建立民国者，幸有此计划周详之命令存焉。否则安能收按步行动之效乎？”（《辛亥革命》丛刊（五）P.74）这正说明，起义在某种程度上的组织性和计划性。事实上，当晚各标、营代表在楚望台会商兵分三路进攻督署，即是按预定计划执行的，“这个计划是事前经各军筹员研究武昌街道、地形，了解敌方军事布置后，并绘有详细的进攻路线图而制定的”（《首义录》（二）P.135），而蒋翊武于10日午前九时半签发的“攻击合同命令”，对各整队的行动程序作了更加周密的布置（《武档》上卷P.14－16），一些单位就是按整队、支队的建制投入战斗的。《武档》中卷P.413、414）

　　蒋翊武在武昌起义后第二年6月为《武昌两日记》（龚霞初著）所作序言中说“是日也，一夫左袒，三军尽甲，机事中泄，网罗四张……幸而命令夙宣，指挥先定，再接再厉，继续有人”（《辛亥革命》（五）P.38）这番话，是对两日间发生的事情的形象写照与高度概括，不难看出，文中对以熊秉坤等人为代表的广大士兵力挽狂澜，在首义中发挥的主动精神也给予了肯定和赞扬，当年到过武汉前线，后又曾任湖北通志馆馆长的李书城也说：“……各营士兵为破釜沉舟之计，决定提前起义，于10月10日（旧历八月十九日）晚9时在总指挥蒋翊武被捕逃走之后，按照蒋翊武预草的命令分别发动进攻。当时预定的领导人黄先生未来，临时总指挥蒋翊武又不能亲临指挥，全靠各营士兵各自为战，一夜之间，起义军即把总督瑞澂、统制张彪赶走，占领武昌、创造了革命史上的奇迹。”（《辛亥革命回忆录》（一）P.1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