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翊武与熊秉坤之比较研究（下）(4)

　　十月十一日（12月1日），汉口英领事插手南北议和，逃离省城的黎元洪大喜过望，虽双方停火，但蒋仍传令各部队“仍须在原地严密防御，俾免疏虞”，并将所有各部编成三区两支队，划地防守，针对敌军的动向，他都相应地采取了防范措施，军事调度极其频繁。熊秉坤令其书记官逐日记录作战情况并抄存的各项命令及情报中，涉及蒋翊武和文学社同志的文件颇不少见（见《湖北文学史资料》第四辑），以当事人记当时事，史料价值自非泛泛可比。尤其难得的是，蒋于十月九日所颁防守令，有个旧军官（即前汉口战役逃逸者，炮队协领姜明经）出于对黎的阿谀，竞张冠李戴，谓系黎氏所为，而熊在其“命令抄存”中则明确记载此令确为蒋公所颁，这是对有人蓄意贬蒋的“否定之否定”。连日来，蒋翊武还认真研究了规复阳夏的作战方案，为坚守江防和力图发展竭尽了心力。

　　和议开始以后，黎元洪、孙武等必欲去蒋而后快，乃利用谭人凤以挤走蒋翊武，十月十七日（12月7日），调蒋任都督府高等顾问，遗缺委谭人凤接充，改称武昌防御使兼北伐招讨使，但谭年事已高，与鄂军又素无关系，无法行使职权。三日即去，总司令一职终于落入黎的亲信吴兆麟之手，各军仍归黎元洪统一直接指挥。熊秉坤在回顾这一事件时指出：“阳夏战争结束后，我革命军内部情况日益复杂，争权夺利，层出不穷，革命党的实权落在黎元洪个人野心家手里，他进一步具备了篡夺革命果实的条件，如（蒋翊武的）总司令部被迫辞散，谭人凤乘机出任武昌防御使兼任北方招讨使，不三天即辞职，自此以后，革命的领导权，在他们阴谋的篡夺下，日益削弱，最后大权完全落在都督府，一切唯都督府是从……”（熊秉坤：《回忆两件事》、《首义录》（四）P103－104）作为战友，字里行间流露了他对黎元洪的谴责和对蒋翊武先生的同情。在鏖战阳夏和保卫武昌的过程中，蒋翊武、熊秉坤等亲临前线指挥作战，虽则革命军多系未经训练的新兵，却肩负着抗击清军主力的重担，坚持战斗达一个多月，为各省起义创造了条件，他们的功绩是不容抹煞的。

十四、民国元年的政局

　　民国成立后，蒋、熊二公都坚决拥护孙中山、黄兴领导的南京临时政府，反对黎元洪等的倒行逆施。对黎元洪利用政权在握，大量起用旧军官，安插心腹爪牙，和扩大党人内部的矛盾，用共进会来打击和排挤文学社，用孙武来逐走蒋翊武，以坐收渔翁之利的种种卑劣行径极端不满，而孙武也一向以党人领袖自居，傲视战友，作风专擅，尤其是拼凑民社，拥黎以自重，在政治上日趋反动，更使党人深恶痛绝，孙武已成众矢之的。同年二月二十七晚二时，终于在武昌爆发了群英会旨在驱黎倒孙的“湖北二次革命”，可惜没有达到预期目的，文学社实力人物张廷辅在事变中反而遭到杀害。

　　这次暴动的组织者是共进会员黄申芗，惟因“同盟会、文学社中人亦暗与群英会携手”（查光佛：《武汉阳秋》），所以文学社机关报《民心报》成为无形的联络机关，起事时各军团重要人士，往来报社络绎不绝。黎元洪对此早有所耳闻，因而对蒋狠之入骨立命蔡汉卿（共进会败类）捕杀社员数十人，暴尸示众。在此后的一年多时间里，黎对文学社社员大肆迫害，一直追杀不巳，被害者不计其数，后来蒋翊武远在广西，亦未能幸免于难。

　　当群英会事件发生时，第五协正驻防云梦一带，因此熊秉坤没有介入这个事件。他于次日六时接奉第三镇统制窦秉钧的通报，谓昨夜省城有毕血会及教导团，偶起风潮，以此饬本协转传各营维持一切，以全大局。对这个事件，熊感慨道：“吁！共和政体尚未组织就绪，而又有此暴动关系时局者，能不为长叹也哉”。（熊秉坤《行军纪事》一九一二年二月二十八日）。此时他置身局外，没有受到牵连，从而还保存了一批力量，成为日后讨袁的骨干。

　　南京临时政府结束后，黎元洪为收人望，捞取政治资本，以“武昌各种紧要问题急待商决促即日来鄂”为由，电邀孙中山访汉。4月9日，孙中山偕胡汉民、章士钊、廖仲恺等由沪抵达武昌，蒋翊武和熊秉坤都参加了欢迎活动（《武汉文史资料》一九八六年第三辑P.1），并陪同孙中山到奥略楼文学社成立大会旧址，彭、刘、杨就义处，工程营发难处，烈士祠等地参观瞻仰，还出席了同盟会鄂支部为孙举行的欢迎宴会，摄影留念。孙在武汉期间，黎元洪、孙武等人表面上对他十分尊重，但实际上对他关于论述共和与自由的真正意义与社会革命的必要性的宣传是极为不满的，孙武曾散发传单，攻击孙中山“于此时乃主张二次革命民主主义云云，不啻为武汉间流氓暴动之导火线”，黎元洪则私下向胡汉民表示不满说：“武汉大局，方犹摇动不定，先生（指孙中山）奈何此言？”（见《胡汉民自传、三十、随同总理游历武汉》）而蒋翊武的政治见解却与之截然相反，孙中山走后不久，他即召开大会，将文学社并入孙中山所创立之同盟会，并委任同盟会鄂支部长石瑛（字衡青）为《民心报》经理。

　　同年6月，谢石钦等成立革命实录馆，聘请蒋翊武为义务调查员，搜集湖北革命史实（《武档》P.587）；熊秉坤对该馆的征集活动也特别重视，为之提供了多篇史料，其中不乏反映与文学社同志密切合作的内容，在其造送的名册中还特为文学社员马荣、王曜东、彭纪麟、马骥才等立传（《武档》下卷P.51、64、78、139）。

　　袁世凯窃国后，集中了军政权力，接着就是血淋淋地屠杀革命党人和群众。七月间，袁即唆使黎元洪在武汉杀死了一些革命分子，其中有在武昌起义中立功的文学社社员祝制六、江光国、滕亚光等人；八月间，黎元洪又对报界下毒手，无理查封《大江报》、《民心报》，迫害其编撰人，幸得蒋翊武竭力营救，何海鸣、蔡寄鸥二人才得免一死。接着，因蒋翊武、张振武反对裁军，要求保留将校团，袁、黎又共谋陷害了张振武和将校团团长方维（文学社社员），酿成了民国成立后第一桩震惊全国的政治大血案。至此，由熊秉坤带领的一支革命武装，也难逃被裁汰的厄运，处在随时有被遣散的可能之中。在1912年至1913年间，袁、黎就杀害了参加辛亥革命的有功人员数万人，而在辛亥革命首义之区的湖北，素有“屠夫”之称的黎元洪更是杀人如麻，据章炳麟所撰《大总统黎公碑》统计，黎任鄂督期间曾残杀两万多革命党人和革命将士，此外，刘贵狗也在武汉杀人逾万，至于被蔡汉卿，程汉卿二贼无端“处死”者更是不计其数。湖北笼罩在一片白色恐怖之中。

　　为了笼络和分化革命势力，袁政府又特意电召首义诸杰入京供职，在严厉镇压的同时又对之进行安抚，畀以高官厚禄，曾委任蒋翊武为总统府高等军事顾问，授以陆军中将加上将衔，勋二位，但为蒋所拒。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他被选为总部参议，兼任汉口交通部长，分管两湖及陕西三省党务，并与宋教仁创设民国江汉大学，任协理，位居校长石瑛之上。熊秉坤虽未被召入京，袁亦表示“器重”，授之为陆军少将，勋五位，比李春萱还低一位。但袁在给熊的授勋证书上写的考语，则颇具特色：“盖闻时逢逐鹿，难每发于一夫，势等连鸡，功莫先于首义。……”承认其在武昌首义中建有殊勋，表示“推崇”。然而时过不久，袁世凯凶相毕露，大肆镇压革命党人，蒋、熊二公，首当其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