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翊武与熊秉坤之比较研究（下）(2)

　　李时岳把9月24日文学社和共进会干部联合会议上刘复基所拟定的发难计划，10月9日总司令蒋翊武所下达的紧急命令和10月10日起义的实际情况列表比较，得出结论：“命令是依据计划的精神，而起义的进行则基本上是执行着命令的要求”（李时岳：《辛亥革命时期两湖地区的革命运动》P.73－74）因此在起义爆发时，“文学社和共进会还是通过起义前下达的起义计划和命令起了领导作用”（《江汉论壇》1981年第5期P.14）李廉方还进一步指出：“故十九夕各标、营出动，并非暴发，而系实行十八日延未达到之命令，工程营则实践任务最早，指挥又能统一，此其可称者也。”李廉方先生时任湖北通志馆馆长，谙悉鄂省掌故，这番话是他对蒋、熊二公历史功绩的高度认可。

十一、熊秉坤之出任协统

　　八月二十日（10月11日）拂晓，经过整整一夜血战，省城武昌终于完全控制在起义军手中，这标志着延续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主义最后覆灭的发端。胜利的到来并没有使湖北革命党人感到意外和茫然。但是怎样巩固和发展这个胜利成果呢？在没有先例的情况下来处理面临的紧迫课题，首先是建立军政府，推举政府首脑，以便继续把革命扩展到全省以至全国。可惜的是，由于蒋翊武、孙武、刘公三个主要领导人都不在场，党人群龙无首，未能及时组成统一的坚强的领导核心，同时内部还存在着传统的争执和纠纷，因而在组织军政府的工作中处处陷于被动，给反动势力纂夺革命果实提供了可乘之机。出于刘赓藻的引荐和吴兆麟的力挺。在谘议局召集的会议上，与会人员一致附议，由黎元洪、汤化龙这样的旧人物出任新政府领导人。而以黎、汤故，旧日清军官佐及政学界附从者日多，革命派反而遭到排斥。

　　按预定方案，在筹组未来军政府中蒋翊武将出任军务部副部长一职，11日成立军政府时，也有此安排，因蒋未归，由张振武代理，八月二十一日（10月12日）蒋自新沟返武昌，“参预军政机要”（《先著记》P.80）时孙武住院，众请蒋出面组建并主持军务部，他因见巳有人代理其事，故不肯就职。嗣以四部鼎立，恐稽查不周，蒋翊武乃“出任都督府军事顾问，以监视各部”（《武档》中卷P.228）。当然也过问军务部的一些事情，故时人有“鄂军三武”（即蒋翊武、孙武、张振武）之称。据熊秉坤说，谋略处是首义后数日之革命领导核心，当时他在谋略处任参谋，“蒋翊武因不愿出来组织军务部，也在谋略处”（《首义录》第四辑P.100）可是有人考证，这个谋略处实际上并不存在，熊的记忆可能有误（见吴剑杰、张海鹏的《谋略处考》）虽然如此，但熊的这份材料至少可以说明，在首义后数日他同蒋翊武之间是有很密切的接触的。

　　熊秉坤在回忆“工程营的改编及第五混成协的组成”中说：“十月十四日（八月二十三日），我同蔡济民等六人（文中所述六人，系指蔡济民、蒋翊武、李春萱、吴兆麟、邓玉麟、熊秉坤）在谋略处相互商议。众谓，军政府成立的四个混成协，情况复杂，多数清旧军官参与其间，与革命党各标营代表不相融洽，有的甚至拒用革命党人，且汉口情况急剧变化，预料战争一旦发生，军队损失必大，尤其是作战部队，必须有坚强的革命党人组成和领导，决议成立第五协，并公举我担任协统”（《首义录》第4辑P.101）按：熊之得以出任协统，问题并不如此简单，据时人记载，事实上还是经过一番争论的，吴兆麟就是极力反对此议之一人。

　　有记载说：“二十一日，蒋翊武自京山来（八月十八日，蒋被捕逃脱，潜往京山刘英家），主张扩充军队，吴兆麟不以为然，蒋持之甚力，于是再增加一协（第五协），以熊秉坤为统领（张国淦：（《辛亥革命史料》P.95）而曹亚伯根据吴兆麟本人提供的材料，对此有更加详细的记述，大意是说：“其时革命军已扩充为四协，力量仍感不足，鉴于防务范围的扩大和战争需要，蒋翊武又同大家商量说：“湖北军队此时愈多愈好，以便北伐”。主张将兵力再增一协，以熊秉坤为统领。第一协统吴兆麟闻言立即起而反对，当场提出反驳理由达400余言，长篇大论，意欲与之展开激烈争论，蒋翊武冷静听完他的发言后，坚决予以否定，他说：“天下事，做得那里，算得那里，不能过于拘谨，我意总以扩充为是”。众见他持之甚力，又不好拂逆其意，就这样，在蒋翊武的力主之下，步兵再扩一协，即第五协，熊秉坤因坚决执行总指挥部下达的起义命令，发难有功，被推为协统（曹亚伯：《武昌革命真史》正编上P.86－87），自协统以下，其部组成人员，多共进会员，或其他身份不明者。辖九、十两标，第九标统带杜武库以下官佐，均共进会人士，惟第十标统带杨载雄(原四十一标司务长)、参军官王跃东（原第三十标士兵）第三营营长阙龙（原第四十一标士兵，后换彭纪麟，原第三十标士兵）四人为文学社社员。其兵源大致以原工程第八营一部分及原第三十标第三营为基础，全协共有官兵3144人。

　　蒋翊武不顾旧军官吴某的竭力阻挠，坚决主张组建第五协并重用熊秉坤，这是他审时度势，基于备战需要和巩固首义成果而采取的一项战略举措。同时也充分体现了他对熊公的信任和倚重，这是他二人志同道合，具有深厚战友情谊的见证；而在当时黎、汤上台，军政府人员构成复杂，权力分配严重失衡的情况下，让熊公拥有兵权，直接掌控和指挥一支武装部队，这在力量的对比上会大大有利于革命方面。凡此，蒋都是经过深思熟虑的。

十二、在鏖战阳夏的日子里

　　蒋翊武回省后，未任军政府要职，军务部虽畀翊武以副部长之称，仅为虚名。但“起义初的一、二、三、四协民军，都在文学社掌握之下”（《湖北文史资料》（四）P.232），军队初建，问题甚多，必须及时予以解决，于是众人复推其为联络使，专“负联络各军之责”，常往各军视察，并“计划一切”（《知之录》P.280，《辛亥革命人物像传》P.88），文学社带兵者，多得蒋翊武居中调护。而对于熊秉坤领导的第五协，他尤为关注，必时至其他，参与擘划，至是，革命军队的阵营，又有了极大的改观，从而为巩固首义成果奠定了基础。蒋翊武之所以支持熊秉坤组建第五协，是早经筹划了的，还在是年夏历五月间，他即命社员方维“秘与工程第八营代表熊君秉坤、李君华谟议，谓义旗一举，难免战争，将来工程营之辛劳未可限量。此中之深谋妙计，巳三阅月矣”（《武档》中卷）P.2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