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翊武与熊秉坤之比较研究（下）(3)

　　还在武汉光复之初，蒋翊武即曾建议：兵贵神速，应在北军未集之前，请派张廷辅出武胜关据天险以阻其南下，黎元洪不听，反予以非难，遂使清军得以长驱直入，逼近汉口。蒋翊武道：“兵法先发制人，吾计不行，今日为敌所制，宜速迎战”，黎元洪因强寇压境，不得不以蒋翊武为防御使，任战守，渡江指挥阳夏的军事（冯自由：《革命逸史》第六辑P198），熊秉坤亦令其第十标先行参战，故民军得以首战告捷。不料黎元洪采纳孙武之议，改委张景良为汉口前敌指挥官，以牵制蒋翊武、搞垮军政分府（胡鄂公《武昌首义三十三日记》八月二十八日记）张就任后，刚愎自用，不备战守。凡蒋所计划，概不采纳，以致战事节节失利。九月一日（10月22日），蒋翊武因张景良无能，且居心叵测，乃商之军政府，以原四十一标及三十二标之部分同志为基干，再扩兵一协，即第六协，并调任熊部第十标统带杨载雄为该协统领，接替武昌防务，加派第四协张廷辅，第五协熊秉坤等率部增援汉口。九月六日（10月27日）熊部与敌激战于刘家庙，互有胜负，旋因张景良叛变通敌，突焚粮台，致使全线动摇，退至大智门。熊再率所部反攻，与清军血战于跑马场，最后退守华洋宾馆，张景良伏法后，由于继任其职的姜明经怯敌，擅离职守，潜回武昌（九标统带亦在其列），致使汉口形成无人统一指挥的局面，熊秉坤乃上书黎元洪，请其亲临前线，事为高尚志（亦共进会员）所阻，而黎也不敢前来。（在当时多数人唯黎元洪马首是瞻，百般袒护的情况下，熊秉坤敢于向黎这种畏敌如虎，临阵不前的行径提出挑战，这是他为人耿直、思想激进的表现，是具有进步意义的），革命军只好各自为战，分五区维持，熊负责防守六渡桥至歆生路满春茶园一线，幸得军政分府詹大悲办给养及弹药补充，军心稍安。

　　九月七日（10月28日），正当战事吃紧之际，黄兴自沪抵达武昌，蒋翊武率队迎接入府，并敦请黎元洪将其所兼总司令一职让与黄兴。次日黎明、黄兴与蒋翊武等率兵渡江，设指挥部于满春茶园，督师反攻，蒋亦陪同参赞，建议将初建的第六协调往汉口，并将汉阳第一协调七成到汉口前线增援。九月初十日（10月31日）午前九时，黄兴派蒋翊武与张振武、胡瑛率参谋人员吴兆麟、杨玺章等视察各阵地，首先来到熊所在的驻地，是时熊斗志昂扬，接受了对桥口实行正面反攻的命令，随即向前推进。因清军陆续增援，而汉口民军不及5000，防务堪虞。是晚军政府召开紧急会议，讨论对策，蒋翊武与孙武、张振武以士兵伤亡太众，均主张再扩充步兵两协及先锋队一协，又建议各协赶练补充兵一团，以补足所有战斗队伍之缺额（《知之录》P.337）。此项增兵决议，当属不谬，且系会议通过，但汉口失守后，却委过于蒋翊武、责其“任意扩军，求遂其私”（《先著记》P.154），其实，被提拔为第七协统领的邓玉麟还是共进会骨干，蒋翊武同意这个人选，更是无私可言，其处境之难，可以想见。

　　汉口失陷后，为挽回战局，保卫汉阳，蒋翊武再次力主提高黄兴的领导地位，拟拥之为两湖大都督兼南方民军总司令，以摆脱鄂督黎元洪的控制。旧官僚和立宪派对此非常害怕，拉拢军政府的一批新贵们极力反对，此议只好作罢，乃由黎元洪仿古礼登台拜将，委黄为战时总司令，专任汉阳防守事宜。黄兴守汉阳，蒋翊武任经理部长兼顾问官，调度全军后勤，他还协助黄兴将汉阳民军整编为第一军，分片定区，在汉阳四面设防。时熊秉坤在十里铺待命休整，旋奉命在兵工厂、针钉厂一带布防，地当冲要。

　　从当时战报发现，在此期间熊与文学社同志保持了良好的互动关系，例如：九月十二日，奉军令部命令，以梁邦福为支队长，熊则亲带第十标至汉阳十里铺露营；次日，奉支队长命令，于十里铺准备正、副防御。九月十五日，据附近民云：锅底山为汉阳第一门户，昔洪、杨用兵据为险隘，熊闻之即率十标统带杨传连至该地侦察，果系天生险要，特上书黄总司令据此以守，甚纳所言。先是黄及诸参谋拟弃兵锅底山守十里铺，后见书则亲至视查地形，熊及十标统带亦与偕往，客军统领王隆中也相继而至，乃改锅底山为第一门户。九月十六日，将工作器具及正副防御材料堆集十里铺，由湘军第一标换十里铺防御，熊协十标驻汉阳西门内为总预备队，故将全标带往城内，驻扎城隍庙及县学堂等处；九月十七日，熊亲至总司令部禀明，本协只有十标驻汉阳，请标署直接受命；九月二十二日，黄总司令电调九标开赴汉阳城隍庙侯令，同日命十标右翼由兵工厂起至针钉厂止换蒋统领（肇鉴）所驻防之处。九月二十五日，计划攻击汉口方略，熊率十标及广东先锋队为总预备队，以占领东亚制粉厂为目标。

　　以上涉及的梁邦福，杨传连等部，都是文学社同志组成，也是第五协的基本力量。九月二十六日之夜，黄兴为规复汉口发起渡河反攻，熊部为总预备队，在汉口登陆后，浴血奋战，已占领水厂，但因湘军战事失利，牵动全局，使反攻失败。而武昌方面，一时对黄责难矢集，谓黄“徒有虚名，实不知兵”（孙武语），蒋翊武恐黄因此心灰意冷，不愿负责，当即赴汉阳进行慰勉，并为之献策道：“汉阳有襄河之险，且系武昌屏障，仍要固守，偶败不足虑，一俟各省援军齐至，再图恢复可耳”（《真史》正编上P.301），又亲率参谋、副官十余人赴前沿阵地视察，对各部队官兵慰勉有加，以鼓舞士气。是时，汉阳民军布防在南岸咀琴断口至三眼桥一线，步队第十标之一、二营等，由五协统领熊秉坤率领，驻十里铺及归元寺附近，第三营驻守琴断口，与清军相持。十月初四日，拟再渡汉水反攻未成，而清军大集，在激烈的汉阳争夺战中，蒋翊武一直坚守岗位，协助黄兴处理军务，黄“极赞公之能，谓为谋勇兼备”（龙璋《甓勤斋诗文存》文集P.18）最后蒋又命熊秉坤等召集散兵固守兵工厂，直到失守之夕，才将该厂枪支弹药尽行抢运武昌，安排各部作有计划之撤退，而以张廷辅（文学社员）、熊秉坤两部殿后。

　　这时，熊秉坤以未奉撤退命令，仍商同第四协统领张廷辅死守待援，十月七日这天，“熊亲往张廷辅处磋商退兵之事，廷辅谓援兵未知何时得到，如无援到则决计退兵。乃令一使者偕熊至汉阳府署内，电询武昌援兵何时得到，兵力多少，回电含糊。坤又偕四协使者复至张廷辅处，告以回电含糊。援兵未必能到，然无退兵命令，亦惟死守而已，及十点时，我十标二营管带马明熙率兵二百余名将抵汉阳，而南门内敌伏兵齐发，占据大别山、四、五两协及三标残余兵士死于江河者有甚于敌火者，四野号呼，战云惨淡，令人不忍闻也！”（熊秉坤：《阵中日记》、《湖北文史资料》（四）P.27），嗣后因敌众我寡，且无援军，熊等只好经鹦鹉洲渡江驻守武昌。

十三、坚守武昌

　　武昌保卫与停战，为首义大事纪的最后一章，亦即中华民国开国史之重要阶段。十月初七日（11月27日），汉阳失陷，武昌处于清军炮火威胁之下，武汉人心万分悲愤，是日正午，在军政府举行的六百军人大会上，黄兴立即受到严厉指责，遂引咎辞职，当晚乘轮赴沪。黎元洪也随之逃离省城，奔往葛店。一时人心浮动，秩序大乱，武昌形势异常危急。

　　黄兴去职后，黎元洪纳孙武之言，委前南京陆军第四中学总办万廷献代理战时总司令，以蒋翊武为监军。万知难而去，军政府复于当晚开会，众推蒋翊武接任。蒋以军界引重，临危受命，是晚即以总司令名义，传知各部队防御武昌城（《知之录》P.381），次日，蒋在洪山宝通寺设立总司令部，设官委职，重新调整兵力，划定防御区域，与清军隔岸对峙。十月初九日午前十时，蒋发布防守令18条，对所属步兵八协，炮兵一协，工程辎重，马队数标，以及卫生队，总预备队等所负任务都作了具体指示，要求在沿江上下七十余里范围内构筑防御工事，迅速占领阵地。当时熊秉坤受命率该协固守两望至毡呢厂、砖瓦厂一带，与步队第三协（驻守凤凰山经青山至两望北端一线）和步队第六协之右翼相衔接，使清军不敢越雷地一步，据时人记载：民军以“蒋翊武为总司令，与吴兆麟、方维等，守洪山。协统熊秉坤、杨载雄等，守武胜门外新河一带”。（《武档》中卷P.399）这段记载出自《张振武之革命战史》，在众多将领中仅列举以上几位，颇有典型意义，由此可知蒋、熊二公在武昌保卫战中占有何等重要的位置。布置既定，蒋复派潘怡如（康时）、董令威（必武）等组织奋勇军，渡江突袭敌军侧翼，占领仑子埠、罗山等处，降敌约一团，使人心稍安。（《董必武传》，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1）。